第四篇成功之道 34.大商至誠——商旅漫筆之一
翻開“寧波幫”的創業發家史，勤奮而外，幾乎每一頁都寫著“誠信”二字。
鎮海莊市人葉澄衷，14歲其母“指田中秋禾為抵乃獲成行”，到上海學生意。南於他“開通敏達，誠實而信”，終於從黃浦江上搖舢板的小商販，成為積資800萬兩、名聞上海灘的“五金大王”。
關於葉澄衷的發跡史，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一天，有一英國洋行經理雇葉的舢板，從小東門擺渡到浦東楊家渡。舢板靠岸，洋人下船，但將一隻皮包遺忘在船上。葉打開一看，見有美金數千和支票簿及鑽戒、手表等物，遂停下生意不做，在原處守候，以待洋人來尋失物。直到夕陽西下，那洋人焦急尋來，葉遂將皮包奉還。洋人開包檢視，原物一點不少，大為感動，意欲酬謝，被葉婉拒。洋人益發感動，仍舊要其搖到外灘，到蘇州河口靠岸，拉葉到其洋行，要他幫助做五金生意。於是，葉澄衷從此發跡。
這是一個傳說，不見於葉澄衷去世時“懷德堂排印”的《葉公澄衷榮哀錄》中，包括辜鴻銘等人撰寫的諸傳或行狀。但葉在經營五金和火油過程中，由於“誠實可信”，得到西人幫助確是事實。其中有兩人特別重要：一個是開設慶昌五金號的英國人，由於他的介紹和推薦，使葉得以與洋行洋商如外商祥生、耶鬆船廠以及清政府創辦的江南製造局等都有了貿易往來，從而使葉的順記號在船舶五金業務方麵有了很快發展。另一個是美孚火油公司代理人的美國人，葉正是得到他的信任，才獲得了美孚火油在華經銷權。葉看準火油在中國市場很大，有大利可圖，於是另設南順記洋貨號，專營美孚火油，兼營其他洋貨和五金，業務很快發展起來，並在寧波、溫州、鎮江、蕪湖、九江、漢口以及天津、煙台、營口和廣東的三和等地設立順記分店和聯號，幾乎控製了全國的市場。據估計，葉在經銷火油方麵的贏利，每年就達數十萬元之巨。
至於皮包的故事是發生在英國人身上，還是美國人身上，或者到底有沒有發生過這個故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葉澄衷的確是以誠信贏得了客戶的信任，從而贏得了市場，發展了自己的事業。
無獨有偶，民國《鎮海縣誌》也記載了莊市另一位“大王”——“世界船王”包玉剛家族——一則同樣的故事：
包氏的先輩包奎祉原是讀書人，後來到溫州一帶做絲綢生意。有一天傍晚，包奎祉路經天台，和一大幫客商、挑夫同宿一家客棧。第二天路途中卻驚訝地發現，自己包袱裏的舊衣服變成了綾羅綢緞，還有200兩紋銀和5000兩銀票，知道是由於天黑起早，挑夫無意中調錯了包。於是急忙趕回原來的客棧尋找調包的人，可是客商已不知所之，隻好在那家客棧的牆壁上留下一個“招識”。
一年後，有個福建木商路過那家客棧，看到了牆上的“招識”，於是一路尋訪到包家。原來他就是調錯包的人，包奎祉把他的包袱原璧歸還，福建木商要留銀為贈，但包奎祉堅辭不收，於是“客感其誠，又高其義，因攜至閩，凡營業十年，遂獲利起家焉。”
比葉澄衷稍晚的另一個“寧波幫”大商，人稱“顏料大王”的周宗良的故事，則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寧波幫”義內求財、誠信發家的事實。
周宗良勤奮好學，掌握了相當流利的英語。某年，德商顏料洋行謙信大班軋羅門到寧波檢查銷售情況，請周擔任翻譯。軋羅門在寧波逗留期間，對周的殷勤款待和才華頗為賞識，日後就到上海進了德孚謙信洋行，擔任買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華德國人紛紛返國，軋羅門也不例外。其時謙信洋行是在華的最大德商洋行，不僅在上海置有許多不動產，而且棧存的染料也極多。軋羅門回國前把謙信洋行的全部不動產過戶給周宗良，私下裏委托他保管，同時把所有棧存染料也折價賒歸周所有，周因而成為染料業巨擘。由於大戰期間德國染料來源斷絕，價格扶搖直上，周宗良因而發了大財，成為滬上豪富。
大戰結束後，軋羅門沒有回到中國，謙信洋行大班由德國人魏白蘭繼任。魏抵滬後，周即將原先已經過戶給他的不動產重新過戶給謙信，並把當初折賒給他的染料款如數付清。周的誠實守信換來了外商對他的信任，從謙信洋行的買辦升任德孚總買辦。周擔任德商洋行的買辦前後35年，成了當時上海灘的“顏料大王”。據業內人士估計，抗戰期間他的資產已達400萬美金。世人一說到商人，就和“奸商”兩字聯係在一起。的確，有許多商人信奉“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可是“寧波幫”前輩葉澄衷、包奎祉、周宗良麵對不應該屬於自己的“橫財”，不動心，不貪財，不失做人的信義，表現出一種十分可貴的品格，從中也可看出儒家文化的義利觀對早期“寧波幫”的影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是這種可貴的品格，終於使他們的事業得到成功。可喜的是，“寧波幫”的這種誠信品格為後人作出了榜樣，相沿成習，成為一種經商傳統，代代相傳。
下麵這個“花錢買信譽”的故事，說明“寧波幫”的誠信傳統正在新一代“寧波幫”身上得到了繼承發揚。
毛履均，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文學青年的身份，從寧波獨身闖深圳，在沒有任何特殊背景的情況下，短短幾年成為一個跨國印刷集團——深圳藍星集團的總裁。他的成功奧秘在哪裏？
1987年4月，當毛履均從瀟瀟春雨中來到深圳的時候，他發現深圳並不如想象的那樣美妙。下火車的第一個感覺，是自己“趕了個末班車，真正的末班車”。
開發特區的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這裏已經不是鋪滿黃金和機會的處女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經占據了有利地勢，能夠提供給他的機會已經相當少。
他帶著4000元錢來深圳辦印刷廠，朋友聽搖頭，說他是癡人說夢話。有錢的人什麼都有，缺錢的人什麼都缺。但是身上流著寧波人血統的毛履均，覺得他目前最缺是信心；而對外界來說，也就是信譽，他覺得這才是他最需要的。
就在這個時候，他認識了一個搞植字製版的香港人。毛履均把一單電腦柏字業務交給了他，同時還有自己全部資本的一半——2000元錢。
他知道，這一單生意其實隻有100元錢的業務費，而且是可以事後支付的，至多，隻須預付一半。但是他卻把自己的一半身家給了他。
“如果香港人跪了怎麼辦？”有人好心提醒他。
毛履均笑笑：“我料他不會跑的，因為我已經給了他一個信心。”
當毛履均果真辦起了印刷廠時，這個香港人成了他的一個股東，還將他的兄弟也拉了來人股。這還不算，香港人還給他引來了香港一家大印刷廠的老板……毛履均的事業就這樣發起來了。
“寧波幫”與猶太商——商旅漫筆之二
初聞“寧波幫是‘中國的猶太商”’這句讚譽，雖則以喜，但不知語出何典，翻了很多書，終於不知其所。失望之餘，以為不過是口頭說說而已，並無實據的。猶太人以善於經商聞名世界，從《聖經》到許多商業經典都記述著這個奇異民族的經商典範。但我們大家所熟知的，恐怕還是莎士比亞名劇《威尼斯商人》中的那個猶太商人。
《威尼斯商人》的劇情圍繞著這樣一個故事展開：猶太商人夏洛克借給了安東尼奧3000塊錢，並且約定：如果到期不還，則割取對方胸脯上的一磅肉。果然，安東尼奧不能按時還錢，朋友們想了種種辦法與夏洛克調解不成，最後對簿公堂，夏洛克堅持非要割取那一磅白肉不可。莎士比亞以其豐富生動的情節和精妙的戲劇語言，塑造了一個高利貸者的不朽典型。劇中的夏洛克雖然是一個反麵人物，但是已經惟妙惟肖地展示了猶太人的精明和智慧。當然，夏洛克並不能作為猶太商人的代表，因為，世界上的猶太人和猶太商實在是很優秀的。
其實就經商而言，同樣優秀的還有中國人，梁啟超就這麼認為。粱曾經為李鴻章寫過一個傳記，題為《李文忠公事略》。李鴻章一生辦過的大事可謂不少，擇其要者有三：一日鎮壓太平軍和撚軍，二日辦外交，三曰辦商務。其他不論，粱啟超說李鴻章所辦商務無一成效。原因在哪裏呢？問題出在“官督商辦”。
在梁啟超看來，商旅之事“官督”和官辦都是弄不好的，應該放手讓民間自由發展。梁啟超的說法不無道理。官有官責，商有商道，官隻要管好你自己職權範圍的事情就可以了。用現在的話說，“領導就是服務”，你隻要做好你的服務。“在商言商”，商旅之事就讓商人自己按照商道規律去辦好了，何必要你管得那麼寬？何況你又管不好。在中國的文字裏，“官”字多義，既指官員、官方，也指公家的、公共的。許多事情，凡一沾上“官”字便弄不好，或者效率低下，或者百弊叢生。記得我們鄉間有一句俗話：“吃官飯，打官鼓，官鼓破了無人補。”——老百姓真是偉大，一句話說盡了一個“官”字的弊端。
梁啟超接著上麵的話說：“中國人實在最長於商業，如有天授，隻要國家製定法律，開通道路，保護利權，國富可立而待之。”
這句話有兩層意思。這後一層意思，已經為我們改革開放短短的曆史所證明：隻要國家門戶開放，隻要國家為老百姓“保駕護航”，的確“國富可立而待之”。這前一層意思，梁啟超說中國人經商“如有天授”，可謂一語中的。梁啟超的觀點，得到了美國一位市場學家的認同，他認為世界上有兩大“優商民族”——除了猶太商以外，還有華商。不過，他也指出了這兩大優商民族的差異之處。他說：如果一個猶太人開了一家餐館，另一個猶太人肯定不會再開，他會緊挨著餐館開一個停車場或修車場，與餐館配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這叫“求異經營”。而華人則不然，若一個中國人在街上開了家洗衣店，另一個中國人會緊挨著也開一個，於是乎一夜之間開成了“洗衣一條街”，這叫“求同經營”，或者叫“規模效應”。求同也好，求異也罷，結果是中國人和猶太人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