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闖蕩天下 1.北京“寧波人”史話
在古代，北京是長城邊上幽燕之地。自遼代在幽州建立“南京”以來，北京已經曆遼、金、元、明、清及民初六朝，至今已851年，為六朝古都。由於當時遼、金與宋朝南北對峙，大量北方人逃往南方，所以當時的北京相當蕭條，因而也沒有什麼南方人移居北京。北京開始有南方人是在元朝統一全國建立元大都以後的事。那時南北通商，40年後又開科取士，所以南方人開始進入北京。但元朝僅存在88年，開科取士又在延祐年間，而且錄取的漢人很少，其中南方人就更少了。從元史中能查到在京做官的寧波人隻有兩名：一位是編纂《延祐四明誌》而聞名的袁桷（1266-1327），他當過國史院編修、侍講學士，在朝20餘年；另一位是程端學，他是元泰定元年（1324）進士，當過太常博士，著有《春秋本義》，後卒於京。以上情況說明，元朝的北京已出現寧波人的身影，但其作用和影響極為有限。北京“寧波人”的發展大致經曆了四個時期：
一、明代——北京“寧波人”興起時期
明朝從朱元璋稱帝的洪武元年（1368）算起，到崇楨十六年（1644）止，經曆17個皇帝共276年。開國時朱元璋定都南京，35年後永樂皇帝朱棣遷都北京，通過移民、遷都、科舉等手段使北京迅速發展起來，也使寧波人大量湧入北京。
1，移民。朱棣通過戰爭將侄子建文帝趕下台，秘密處死，並於公元1403年稱帝，改紀元為永樂元年。由於他原是分封在北京的燕王，在北方勢力較大，所以處心竭慮地想遷都北京。為了迎合他，在永樂元年正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上言稱：“北平都政司實皇上承運興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製，立為京師。”朱棣聽到後，正中下懷，立即照準。從此改北平為北京，並於八月下令遷南直隸蘇州等十郡和浙江九郡富民赴北京。由此浙江九郡之一的寧波富民也就成批地遷到北京，這是北京“寧波人”興起的開端。
在當時眾多寧波移民富戶中，有一位在曆史上留下了美名，成為寧波移民的傑出代表，他就是後來編纂《寧波府簡要誌》的黃潤玉。黃潤玉生於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永樂元年（1403）年僅13歲主動要求代父移民。他的孝行感動了官府，成為《明史》裏大書特書的人物。他在德勝外（現今土城路）一帶與其他移民一起，在家人幫助下蓋宅院、置田地，並發奮讀書。鄉試經魁（第一），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後出按湖廣，曆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七朝，活了88歲，卒於成化十五年（1479）。
2，遷都。朱棣於永樂元年決定遷都後，征調南北工匠數十萬人在北京建皇宮、修城牆，最後在永樂十八年（1420）將南京的中央機構遷到北京，九月將原京師改為南京，北京改為京師，設六部，並詔告天下。
遷都又是一次大移民。朱元璋多年轉戰於蘇、浙、皖一帶，武將多為安徽同鄉，但謀士及官吏卻多為江浙人士。他定都南京時，為了繁榮京都，曾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令徙天下富戶入居南京。朱棣當上皇帝也學乃父，除將中央政府與大小官員遷到北京外，也將江南富戶及百工遷到北京為他們服務。於是一時間北京官蓋如雲，百業興旺。寧波的傳統行業中醫中藥業與成衣業也於此時打入北京，最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藥鋪的老樂家。根據同仁堂樂氏宗譜，樂氏祖籍是寧波府慈水鎮。寧波樂家26世祖樂良才於明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際自寧波遷到北京，樂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行醫賣藥的郎中，從此定居北京成為北京樂氏的始祖。
其實，寧波中醫中藥業打入北京的人很多，因而在明代就出現了壟斷北京醫藥行業的“鄞縣會館”。過去“鄞縣會館”所在地郭家井2號院內立有清道光十五年（1835）《鄞縣會館碑》，內稱：“吾鄞縣會館創自前明，久經頹廢。國初時，吾鄉大理寺卿心齋陳公始力整理，闔邑賴之。”另一塊在民國十三年（1924）由旅京寧波同鄉會立的《四明會館碑記》中有：“有舊名鄞縣會館者，相傳為明時吾郡同鄉之操藥材業者集資建造。”這些都說明了明代寧波商幫在北京的實力。
3，科舉。自永樂十三年（1415）將三年一次的春闈從南京遷到北京後，熱衷於科舉的全國舉子也紛紛趕赴北京，希望“龍門一躍”，從此成為達官貴人。由於趕考舉子眾多，很多人又住不起旅店，於是公益性的地方會館——試館就應運而生。自古寧波就文風鼎盛，書院多，讀書人多，所以趕考的舉子也多，因而寧波的試館在北京出現也較早。有資料可查的是明嘉靖（1522-1566）年間北京即有試館，離貢院較近的小甜水井胡同就出現了鎮海會館和慈溪會館。明代寧波共有進士977名，其中之鼎甲及會元23名。《明史·人物誌》中檢出遷都北京後在朝為官的有41人，其中宰相級3名、尚書級9名，其他多為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或禦史。試館成了寧波文人敦敘鄉誼並進行學術交流的地方。
在明代，通過移民、經商、做官，北京“寧波人”不斷壯大，建立了試館和行業性會館，有了敦敘鄉誼和互相幫助的組織，他們在北京的地位不斷提高，他們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由於北京在明代的特殊地位，因而促使“寧波人”在北京的興起，並使北京“寧波人”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寧波幫”。
二、清代——北京“寧波人”鼎盛時期清代自1644年順治入關開始共曆十帝，最後到1911年宣統遜位止共267年。由於明代“寧波人”已在北京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以隨著清代出現的康乾盛世，北京“寧波人”也發展到鼎盛時期。
1，北京“寧波人”在經濟領域中的作用。清政府在建國之初，對漢人實行的是高壓政策，但還是不斷發生反清複明的鬥爭。為了鞏固統治，清政府開始實行懷柔政策和發展經濟的政策，使得社會越來越穩定，經濟也得到長足的發展，出現一片繁榮景象，也就是史書所記的康乾盛世和乾嘉盛世。當時北京市肆繁榮，人民安居樂業。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需求也越來越高漲，這給寧波人的優勢行業成衣業帶來良好的發展機遇，因為人民生活四大需求——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寧波的成衣業早在明代就已打人北京，到了清初就壟斷了北京的成衣業。根據資料，至遲在乾隆年間就已建立了寧波人為主的成衣會館“浙慈館”。該館原址位於現今北京的金色池小區，館裏立有乾隆三十七年《財神廟成衣行題名碑》、道光二十九年《重修財神廟碑》和光緒三十一年《財神廟成衣行碑》。其中以光緒碑的記述最為詳盡，內稱：“在南大市路南創造浙慈館，建造殿宇、戲樓、配房，供奉三皇祖師神像。當時成衣行皆餘浙江慈溪人氏，來京貿易，教導各省徒弟，故名浙慈館，專舊成衣行祀神會館。”這裏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1，“當時成衣行皆餘浙江慈溪人氏”，這說明清代北京的裁縫店都是寧波的慈溪裁縫開的。2，“專舊成衣行祀神會館”，這說明慈溪裁縫在清代北京的行業壟斷性。3，“建造殿宇、戲樓、配房”，這說明浙慈會館規模宏大。據筆者實地考察共有三進院。過去很多附近的小會館也都商借“浙慈館”進行祭祀酬神活動。4，到了光緒三十一年（1906）寧波的慈溪裁縫還能集巨資重修浙慈館，使之金碧輝煌，煥然一新，可見時至清末，寧波裁縫仍具有巨大的實力，對人們的衣著起著重要作用。清人筆記中有段描寫北京名裁縫的故事，說他們量體裁衣，俯仰無不得體。不論大腹便便的達官貴人，還是躬腰駝背的殘疾人，隻要穿他們做的衣服，前後擺都能長短合體。
另一寧波優勢行業就是中醫中藥業。古時中醫與中藥的關係密不可分。郎中行醫，隨身背著藥箱，而藥鋪也有中醫坐堂門診。早在明代，寧波的中醫中藥業已在北京建立了行業性壟斷會館鄞縣會館：到清代，寧波的中醫中藥業更是名震京師。有多位名醫均為寧波人，有名的藥鋪也為寧波人所開，並成為禦藥房的供奉。
北京樂家四世祖樂遵育在清初當上了太醫院的醫官，其子樂梧岡（1661-1742）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借勢在大柵欄創辦了“同仁堂”藥鋪，雍正元年（1723）開始供奉禦藥房，從此聲譽日增。其實在清代與同仁堂齊名的寧波藥鋪還有很多，它們都有祖傳秘方，各有所長。如“育寧堂”也開在大柵欄，也是禦藥房供奉。直到道光時，因帝名“曼寧”，育寧堂的“寧”字犯了帝諱，從而停了它的供奉資格。育寧堂有名的“清寧丸”也因避諱而改稱“清麟丸”。除了上述兩家老字號外，“乾元堂”，“千芝堂”、“西鶴年堂”等名店也都是寧波人所開。其中“西鶴年堂”創辦於明嘉靖年間，“千芝堂”創辦於明萬曆年間，它們比“同仁堂”的曆史更為久遠。它們都有自己的傳統名藥，在京懸壺濟世，治人無數。這些鋪東每年春秋兩季都到“鄞縣會館”祭祀，並共敘鄉誼，共商生意；平日還從事慈善事業，施藥濟貧，安葬貧苦同鄉。清道光年間的寧波名醫劉永泉的事跡還被編入了《北京工商史話》，書中稱“劉永泉身受祖傳醫術，精通藥物。於道光年間受聘於京師久負盛名的育寧堂藥鋪。”書中還稱：劉永泉來京後，協助育寧堂經營業務並成為“鄞縣會館”主持人之一。他在京行醫頗負盛名，後經舉薦成為清太醫院的禦醫。因為劉永泉品端術精，當時的同仁堂鋪東嶽印川還想把劉永泉從育寧堂挖過去，因劉永泉不願有負於育寧堂而婉卻之。後同仁堂用聯姻辦法將劉的兒子劉輔庭弄到同仁堂襄理業務，劉輔庭也因才高業精而深受樂家器重。後來劉輔庭也成為清太醫院的禦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