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即興的沒有方向的
畫出沉默的國民的靈魂
大曆史學家湯因比先生在檢討自己平生的學術研究時曾感慨萬 千地說：曆史是不可研究的，因為我們無法真正還原曆史，也不可 能讓死去的人、死去的事件重新複活，而所有事實真相的底牌以至 於同花順始終都攥在他（它）們手中。然而，湯因比的如許感慨要 麵臨這樣的質疑：那些曆史中人複活了，真相就自動清楚、同花順 就可以轉渡到我們手中了麼？假如項羽、劉邦有幸坐在湯因比的書 房裏，有理由肯定，我們的曆史學家至少能得出兩種很不相同的有 關十麵埋伏的真相。
有鑒於此，美國學者柯文( PauI.A.Cohen)不失時機地宣稱自己 找到了一種折中辦法：他使用分類學的古老伎倆把曆史勉強區分為事 件的、經驗的和神話的。(P.A.Cohen，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 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作為事件的曆史，如同十麵埋伏那 樣早已隨風飄逝了，永遠不會再有第二次，它給我們留下的隻是灰燼， 代表了物質通過消失所留存的殘骸。我們對曆史的惟一認識，僅僅是 使用摻雜了我們自己的經驗、體驗以及某種與作為事件的曆史無關、 卻又和我們自己的當下處境生死相關的眼光，去看待曆史所形成的種 種結論，這搞得大智大慧的施菜格爾也隻好陰陽怪氣地抱怨說，任何 曆史其實都隻是一部當代史——這就不是一貫號稱要不斷逼近真相的 曆史學希望看到的結果了。直到最後，我們通過各種各樣偷雞摸狗的 轉渡手段，把作為事件的曆史上升到了象征的、圖騰的神話性曆史。數 千年來的所謂曆史，其實就是對這一過程自覺或不自覺的具體化，盡 管花樣千奇百怪，讓人目瞪口呆。
魯迅最終被神化，被稱為他那個時代（其實，又何止是他那個時 代）最正確、最清醒的人，這個結局也是很有來曆的老例了。柯文先 生早已暗示出，研究曆史的主要任務不再是去徒勞地尋找曆史真相， 而是研究作為事件的曆史如何通過各種型號的轉折親運動，轉渡為作 為神話的曆史這個漫長的、特殊的、錯綜複雜的過程。我對神化魯迅 的南來與步驟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和這比起來，更重要的是思謀如 何去掉這層神話（化）外衣，最終給魯迅某種比較民主化、平民化的 解釋。這意味著，我隻願意在渺小、瑣碎的經驗的曆史層麵上閑逛、打 滾，如有可能，也不妨在更高的層麵上順手牽羊趁機鼓搗一翻。
魯迅講到自己為何做起小說來，仍然抱著十年前的“啟蒙主義”這 家老字號招牌不放，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還要改良這人生，目 的就是“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靈魂來”，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參 見《南腔北調集·我怎樣做起小說來》、《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 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魯迅在這一點上看上去堪稱誠實，如同屢 屢被舍斯托犬稱讚為誠實的斯賓諾莎說三角形的內角之和等於180度 一樣，根本就不容懷疑。
寫作足魯迅一生中的主要活動，不會有人否認寫作在魯迅那裏的 目的。我們往往把這個過程弄成了一個非常神話的過程：以為魯迅的 惟一目的或初始目的就是單一性地為了改變國民性，直到最後有意識 地成為民族魂。這中間究竟遺忘了什麼？有意識地省略了什麼？而神 話的宏大過程始終有著削減雞毛蒜皮事件的天然癖好，比如說，改造 國民性為何單單選擇寫作這一動作？為什麼僅僅選擇批判的方式？在 我們的動作和方式的儲備庫存中，難道僅僅隻有寫作和批判這兩樣活 寶？這當然就不是“宏大過程”屑於考慮的了。
任何人所遇到的第一個人生問題從來都不是什麼唯物或唯心，而 是如何活下去——假如他不自殺，假如他想活下去的話。如果“是甭 活下去”已經不成為問題（一般也不會成為問題），如何盡可能有趣地 打發完自已的一生就自然而然成為第一問題眾多候補中的首選。出於 人人都會活下去這個更為真實的原因（自殺的畢竟隻是一小撮），如何 有趣地活下去是人最重要的問題，而且它還擁有先於其他一切人生問 題的根本屬性。自殺者找不到那個始終都在和他兜圈子的“有趣”，他 既不能忍受人生的無趣狀態，也沒有耐心去尋找那個躲在暗處、隻有 通過搜羅甚至重新發明才會現身的有趣 我們在時光中的所有動作 選擇，都是對這個第一問題自覺或不自覺的回答及其具體化。
有趣隻對個體而言，它是一個隻對某一具體的人才有效的具體概 念。釘趣的事情從理論上說會有無窮種，填充空白歲月的動作和方式 也就會千姿百態。對此做出肯定性回應者之一的是死不改悔的作家西 奧多·巴瑞特（Tiheodore Burette）．此人在1840年出版的《吸煙的生 理學》（La Physiologie du Fummeur）中說過：盡管香煙是一種毒品，但 她是令人愉悅的，充滿活力的，富有朝氣的；她是吸煙者調皮的、讓 人興奮的女人，她的魔力隱藏在某種辛辣的東西裏邊。很顯然，對這 個具體的巴瑞特，吸煙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出“有趣”所料， 他果然是吸上了。詩人拉弗格（Jules Laforgue）也發現，從降生在這個 無聊的世界到對來生一無所知這一長段時間裏，所幸還有一件值得追 求的事情——消磨時間；在他那裏，用於消磨時間的惟一方式就是吸 煙，和那個頹廢者巴瑞特一個樣。斯維沃（Italo Svevo）的偉大小說《芝 諾的告白〉(The Confessions of Zeno)對此有著更加具體的描述。癮君子 芝諾一生都處於戒不戒煙的矛盾過程中，行將就木的芝諾最後發現， 正是這個痛苦的過程而不是其他構成了他美好的一生，因為在這個過 程中充滿著矛盾和痛苦的“有趣”，使他得以填充若幹空白的歲月，在 此之前他一直都在為找到一種好的填充方法費盡心機……因此，當 《日間煙火》（Aufeu du jour）的作者安妮·萊克利克說“香煙是我們 這個時代的祈禱”時，你就千萬不要覺得奇怪一因為有趣在這裏充 當了司令官的角色。
出於性質相同的原因，如果我們說魯迅的為人生、啟蒙主義、批 判國民性等種種動作，對魯迅而言首先是有趣的行為，魯迅在完成它 們時能感到某種快感和滿足，有如香煙之於癮君子一般，也請你不要 生氣。為什麼不呢？要是不這樣，魯迅還會把這種種高貴的行為推延 到底嗎？畢竟從來就沒有人逼迫他這樣做呀！人生歸根到底隻有一個 真正的必須填充展現在每一個具體之人眼前的、有限的空白時光。而 填充的動作選擇就是這個惟一的“必須”和“有趣”上下其手的結果， 也許這才是人生最根本的現象學。有關這一點，魯迅是非常明白的，他 在《呐喊·自序》裏早已清楚地暗示過了。
每一個具體的人對有趣的具體回應方式和動作選擇都注定地帶出 了他的全部思想，帶出了他之為他的整體性麵貌，其中當然也包含著 那個“他”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對生活的主要態度。有什麼樣的人就 會有什麼樣的填充方式，這點因果關係在這裏比在別的任何地方都要 來得正確。不同的人對有趣的不同填充方式或動作選擇本身並無高下 之分，那都不過是些讓他們能夠盡可能有趣地消磨時光、打發歲月的 伎倆——足一些載體，也是維特根斯坦稱道的那能讓人達到某種目的 腳手架。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是認為一個民族魂、做一個英雄有趣， 盡管去做好廠，反正也沒有人會拉著你；他如果認為當一個流氓、無 賴、同性戀者、癮君了有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最後的結局得由 自己負責，從根本上說，也僅僅和選擇者本人相關。
魯迅認為自己之所以搞起寫作來，是因為在日本仙台醫學課堂上 頓悟到，救治中國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改造他們的靈魂，寫作就是完 成這…仟務最好的方式。（參見《呐喊·自序》、《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的確不能懷疑這個道白的真實性，可我們越來越有理由傾向於相信， 這件事頂多隻能算是魯迅其後事業的…根導火線。我們都聽說了，魯 迅從小就喜歡文學藝術，這恐怕才足他選擇文藝方式來完成自己使命 的真正原因。魯迅還說，他之所以學醫，仍然是受著改變國民性、為 了國家富強的理想所促使。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魯迅的真誠，但是， 假如稗迅根本就對國家富強、改造國民性毫無興趣，他還會那麼著急 去學醫嗎？這裏麵暗中起火作川的仍然是那個有趣和惟一的“必須”， 隻小過這是一種過於沉重的有趣和必須。這暗中的規律正如蘇美爾人 的《洪水傳說》所詠誦的：“我要暗地裏對他人和睦。”隻不過有趣和 惟一的“必須”是通過強製性行為來對官們的臣民“和睦”的。借用 業當·斯密的話，這種“暗地裏對他人和睦”的規律，正可以看作支 撐我們人生的那隻“看不見的手”。魯迅的動作選擇和他對人生第一問 題的回應方式歸根結底隻能說足一個假動作。改變國民性決不僅僅隻 有文藝和批判，對魯迅，至少還有醫學。學醫和學文對魯迅的有趣填 充本身並無高下之分——假如他選擇行醫並以此為終身職業；出於相 同的原因，他喜歡改變國民性，和我母親喜歡打麻將，巴瑞特、芝諾 喜歡吸煙，對於消磨時光，並沒有誰高誰下之別。
盡管如此，對第一問題和惟一“必須”的不同回答，對空白歲月 的不同填充方式，在不同的時代、民族、團體、黨派那裏卻有著不同 的意義。意義是時代、民族、團體、黨派……從眾多（以至於無窮）種 回應有趣的動作和方式中，按照自己一時、一地、一團體的利益需求 所進行的勢利性選擇。意義從來就不應該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複合 性的動詞；正是詞性上的有意暖昧，掩蓋了意義在動作上的雙重特性： 挑選和追認。挑選和追認是隱藏在意義內部張牙舞爪的姿勢，具有明 顯誇張的色彩。這意味著，它是在現存的、現成的對有趣進行的回應 方式中挑選對意義有用的方式，進而追認、誇張和突出這種方式。這 和戀愛有些類似。所謂戀愛，就是從眾多的男人或女人中專門誇張某 一個而拋棄其他所有人的狹隘舉動—一一如張愛玲在某篇小說裏所說。 因此，意義總是狹隘的，是排他的，非民主化的，它的選擇和追認意 味著有限，而對“必須”和有趣的填充恰恰意味著無窮——如果人間 真有無窮這件事情的話。挑選和追認構成了意義的肉身整體。盡管對 有趣和惟一“必須”的各種填充方式本身並無高下之分，但在意義眼 裏，它們卻有著價值論上的差價。毋庸置疑，這個差價是意義自身運 作的結果，和填充本身並無必然關係。
魯迅的動作選擇、填充方式，被一個民族的一個時代挑選出來了， 並賦予了高度的意義。“民族魂”隻是意義給予魯迅及其動作的眾多名 號中的一個，另外的名號還有“戰士”、“中國文化最正確的方向”、“窄 前的民族英雄”、“偉大的精神導師”、“國民性的解剖者”……至於何 時給魯迅追加何種具體的名號，全要看意義彼時彼刻的心情和目的。 就意義的老脾氣來說，這沒有什麼奇怪，畢竟每一個人的動作選擇和 填充方式都要經過它的過濾，才能進入大寫的史冊。無數人和他們的 動作之所以被史冊遺忘，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挑中、無法被追認所致。 柯文所謂作為神話的曆史就是這樣來的，意義在動用自己動作上的雙 重性——挑選與追認——不但挑選了一個事件（或一個人），並且給它 追加了太多的意義名號，以至於對有趣和“必須”的填充動作被扭曲、 被拋棄，直到最後完全被掩蓋。僅就中國的曆史來說，這早就是有來 曆的老例了，根本不值得一提。 自己也未必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