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快他也就發現，一些老百姓卯足了勁，三番五次到上麵訴說的事兒，根本問題不出在基層政府那裏。並不是我們幹部的工作沒做好，而根本就是他們的訴求本身有問題。要麼不合理，要麼極不切合實際，要麼就是與相關法律相抵觸。而上頭對下級的來訪處置往往又總是無條件的，不問理由的。不管來自哪裏，哪裏來的就是通知哪裏派人把人領回去。然後再根據登記，給各地各級政府進行考核，打倒扣分和通報批評。
於是各地就隻能堵，隻能截。可你越是堵，越是截，信訪人也就越明白各級政府還是有脆弱之處和軟肋所在的。從而上訪的興致也就越高，幹勁也就越足。
每年各級的人大和政協會議期間，以及國家有重大活動的時候，也就是各基層政府壓力最大的時段。每每在這些“敏感”的日子遠沒到來之前，各地各級政府就要根據從上而下層層下達的信訪工作部署，對自己轄區內可能出現的上訪問題和信訪老戶，進行既全麵具體，又深入細致的分析，然後采取盯人戰術，實行二十四小時“三班倒”輪流值班，予以看牢盯死，嚴防死守。
一旦發現丁點兒上訪跡象，即不惜動用一切力量進行勸堵。萬一有了疏漏，造成漏網的，即使上了火車也要想方設法追著攔截。誰都明白，要是讓他們到了北京，付出的代價也就更大。為了能將他們及時帶回來，得讓他們吃酒店，住賓館，乘回程飛機。
幾年來，由於國家的喜慶大事特別多，基層信訪工作的壓力就特別大，連煙七書記也感覺到，原來自己一直主張的“不截訪”，已經不可能再持久下去了。全縣各級各部門，三天兩頭地到省城京城去領人，花費了多少財物，給縣財政增加多少負擔，暫且可以撇開不說。光上頭來的各種通報批評，以及必須按照要求在各種會議上所作的各種表態發言，就足以讓煙七書記焦頭爛額，傷透腦筋。
煙七曾專門交待縣信訪辦，對縣內一些比較突出而典型的信訪案子和“專業信訪人”的情況作了比較詳細的調查分析。
豐南鎮的一戶丁姓信訪人的信訪情況就頗為典型，搞得人哭笑不得。
戶主是金融係統一名退休多年的老職工，據說他從退休的第二天開始，就因為要求改辦離休問題一直不停地在上訪。
單位建新職工宿舍了，沒有按“離休”幹部待遇標準給他分房。他的信訪就又增添了新的內容。
接著單位又搞集資建房了，領導也沒有批準他按“離休”幹部所應享受的麵積標準參加集資建房。他的信訪不但內容上有了增加，形式上也有了創新，“背黃榜”了。把信訪的內容寫到了一塊黃顏色的布料上，然後別到自己的身上，到處背著。
信訪人曾經上班的單位，僅僅三五年工齡的單身小年輕都住上新房了，他卻是“濤聲依舊”，仍然戀在那解放初期所建的，不帶衛生間的，燒飯做菜需把灶具搬到公用樓道裏的，戶均不足十平方米的老宿舍裏，死活不肯搬遷。
連接城南城北的豐江“連心橋”架通了，豐南成了縣城規劃區的一部分，變成最具活力的一個建設新區，要建廣場蓋高樓搞大開發了。信訪人所住的建於解放初期的郵政職工老宿舍樓被強製拆遷了。信訪人又將城建部門和縣政府“不按政策標準”予以安置的內容，新添到了他的原本就已洋洋萬言的信訪材料之中，使他的信訪件又增添了若幹大張和若幹小張。
信訪人所要求達到的“政策標準”是：撇開他的現有實際居住麵積，以將他作為“離休”幹部為前提，來計算他在單位應享受多少麵積的房改房或集資房，然後再以此作為依據來換算他拆遷後應享受的安置房麵積。
據不完全統計，近五年內，這丁姓信訪人一人光進京上訪就多達三十三次，平均每次在京逗留三天半。其中有十二次是在京跨月度，上下兩個月各登記一次的。信訪人自己也說了，他到首都北京呀方便著呢，就像鄉下人進一趟城一個樣。他的妹妹和自己的女兒都在北京買了房子，另外還有遠遠近近十多個親戚常年在京城經商做生意，吃飯住宿呀什麼的沒有一點問題。至於信訪材料嘛，都是現成的，改動個落款日期，一次次複印就行。
他說：“什麼時候去北京，那就憑自個兒的高興了。信訪又不犯法！再退一步說，你不讓上訪，還不許我去看看自己的阿妹和閨女？”
一旦到了北京，信訪局那兒又是非去不可的。他說了，隻要到了中央信訪局門口，看到像自己一樣的“同是天涯淪落人”一多，自己的心情也就立馬變好了，連呆在豐門家裏時常犯的“偏頭痛”症也會在瞬間消失。以至於到了後來，一踏上北上的旅途，感覺也就不一樣了。
可他腳步一變輕心情一變好，縣裏鎮裏的頭頭腦腦們的壓力也就大了，包括精神壓力和財政壓力。五年裏，根據上級指令，為了每次將他及時由北京帶回豐門，縣裏鎮裏先後出動幹部五十二人次。其中縣處級領導七人次，科局級領導二十五人次。累計發生差旅費用約二十三萬五千元。
為了丁家的信訪案子，煙七書記也曾多次作過批示，責令相關部門作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
調查結果表明，因信訪人自稱的“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參加過地下交通員”的情況，缺乏應有的事實證據，所以有關部門仍然無法為之改辦“離休”，進而也就無法給予享受各方麵的“離休幹部待遇”。
縣裏也曾給聯係該信訪人的責任人以足夠的權力，讓他們想方設法將他擺擺平。都說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穩定嘛。
最終都是以失敗告終。
煙七書記還幾次親自約見了他。每次信訪人都趁機提出了更為荒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求。他甚至把要求政府給他賠償一直以來到縣裏、市裏、省裏，和進京的，曆次上訪的往返路費、誤工費及精神損失費，累計三十餘萬元，當作了息訪的前提條件。
“地道的無賴一個嘛！這種人還改什麼‘離休’？素質簡直連國民黨都不如呢！”想起他的情況，煙七氣不打一處來。
“難道我們真的就沒什麼辦法對付得了他！”
煙七鄭重其事親自主持召集專題座談會，公檢法司方麵的一些辦案專家和縣內的幾個稍有名氣的律師也都應邀參加會議，進行獻計獻策。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有意設個圈套讓他鑽，然後以擾亂辦公秩序罪辦了他……”有人說。
公安的同誌馬上打斷了他的發言，搶白道：“這老頭精靈著呢，人家是堅持‘文明上訪’，從初訪開始，從來就是不溫不火不急不躁，沒有過任何過激行為，你們用這樣的理由治他，還真的取不到他的什麼證據！”
又有人提議，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的事放到法院去判，走司法途徑。
法院的法官立即考慮到了受理與立案的困難。律師們的話就更多了，七嘴八舌地說：“到底是政府訴他，還是他訴政府？要是政府訴他，那訴他什麼？要使他訴政府，則為自訴案子。有訴才能受理，訴不訴則主動權還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裏。他說過肯走司法途徑了嗎？會到法院自訴嗎？”
“給他法律援助，由第三方出麵為他訴嘛！”
“法律援助，他申請了嗎？他希望得到你這個援助嗎？”
“既然什麼辦法都不能使，就由他去嘛，這麼多年都過來了，還怕他怎麼著？”有人想到了消極應對。
“那還用得著請大夥兒坐在一塊來開會？”信訪辦主任有些沉不住氣了，“再說了，中央把電話打到了省裏，省裏再把電話打到了市裏縣裏，你能頂得住不去領人？另外，上頭對我們的考核總是年年倒數第一，我這個信訪辦主任的窩囊氣也受夠了，該換個地方幹幹了……”
煙七書記聽了這些消極泄氣的話很是惱火，但他隻是一支接一支地猛抽他的煙槍煙。他想到自己在任也許真的就隻有“一百天”了，便努力克製著，把火壓在心底沒有發作。
“你這個當書記的，自己不是也沒有了辦法嗎？”煙七捫心自問。
座談會還是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成效。
煙七點了幾個筆杆子組成一個寫作班子，讓他們把全縣十大典型信訪人的信訪事，通過更深入的調查整理成文，編成個小冊子，主動上報給這些信訪人經常“光顧”的上級一些有關部門。使得上級各相關部門的接訪人員，在麵對這些信訪人時，對他們的人與事的底細能有個比較客觀全麵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