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性的開掘與文體意識的覺醒(四)(1 / 3)

第四章 人性的開掘與文體意識的覺醒(四)

曾英小說創作初論

曾英的小說創作不僅引起了新疆文壇的注意,也引起了全國文壇的注意。她的短篇小說《裸血的太陽》被《小說月報》選載,意味著她的小說創作已從西北邊陲被推到全國廣大讀者的麵前,最近,我讀了她從1988年以後發表的部分作品,期中有短篇小說《山竹》(《中國西部文學》1988年第6期)、《釣魚記》(《天山》1988年第5期、《水娃》(《綠洲》1989年第2期)《藍房子子寡婦的戀人》(《民族作家》1989年第3期)、《月丫兒》(《1990年第4期)、《裸血的太陽》(《中國西部文學》1991年第11期,《小說月報》1992年第3期選載),中篇小說《家在五樓》(《綠洲》1992年第1期)等七篇,還有她發表的大量小小說中的若幹篇什,例如《遙遠的故事》、《次品》、《雨悄悄》、《黑嫂》、《友誼》、《哥哥》、《巴哈爾古麗》、《等待》、《心靈深處的玫瑰》等等。我高興地看到,在近幾年來小說創作並不太如人意的情況下,一位青年女作家卻以她辛勤的藝術探索,以其獨特的藝術風貌在西北邊陲破土而出,從那遙遠的地方走上全國文壇,成為小說創作中的一位值得注意的很有藝術個性的文學新人。

曾英已有好幾年的創作經曆,也有相當數量和較髙質量的作品,為了向廣大讀者推薦一位新的小說家,也為了她今後的創作,似有必要對她前些年的創作做一粗略的描述和總結。

兩種反差:文化反差和地域反差

每個作家都有其創作準備,這種準備包括生活積累和藝術積累兩個方麵;創作準備如何,將直接影響到作家的創作,影響到他的創作爆發力和創作潛力。曾英然也有其創作準備,而且這種創作準備還相當長,並有其明顯的特點。考察曾英的創作準備,我們將發現她的生活和藝術準備中有著兩個反差,即文化反差和地域反差;這兩個反差極其明顯地影響了她後來的小說創作。因此,弄清楚這兩種反差,對於了解曾英小說創作的主題和藝術風貌有著重要的意義。

曾英祖籍四川,她生在四川,長在四川,原名曾明了,曾英是她轉插新疆農場後由隊長起的名字,她還曾用過曾明明、真音、迪娜等諸多筆名發表作品。她出生在一個充滿書香氣知識分子家庭裏。正像她在短篇小說《月丫兒》中所寫的,她小時候常常盯著她爸爸的書房。“像小偷似地溜進書房,如一隻剛長牙的老鼠的或吞象般的胃口將爸爸的書啃將起來”,於是她從小在那個“爸爸的書房”裏讀了不少中外文學名著。但是,正當她年幼之時,她的父親就被錯劃為右派,並隨同被發落到鄉下當船工和礦山當礦工的父親沉入生活的底層,過早地品嚐過生活的辛酸;文革中,她父親被批鬥後含恨早逝,她也過早地進入社會,年僅十五歲就被送到四川的偏僻農村插隊,接受“再教育”。當然,也正是那些不平常的歲月,一方麵:使她飽嚐生活的艱辛,一方麵又積累了以後使她進行小說創作的大量生活素材,並有了她獨特的深刻的生活體驗。1976年春天,又迫使她從四川農村轉插到新疆的軍墾農場,從此,她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一個四川女娃成了新疆的農墾展示,這個生活反差又是多麼巨大啊!

從上麵的簡單描述中可以看到,曾英在她不太長的人生旅途中,經曆了兩種反差,即文化的反差和地域的反差。從書香門第到隨父下鄉下礦再到插隊落戶,這其間有著相當大的生活反差,也有著很大的文化反差,這種從城市髙級知識分子的文化氛圍到偏僻農村農民文化氛圍之間的落差,往往使人更深刻地認識生活和發現生活。而從四川盆地到西北邊陲戈壁灘的轉移,既是一種地域的強烈反差,也是一種文化的反差,南方的秀麗和西北的粗獷少間的反差,也使曾英更深刻地認識生活和發現生活,使這位女作家既具有南方女子似水的柔情和細膩的感受力,又具有在戈壁灘上磨砌出來的堅韌的性格和奔放的熱情。文化的反差和地域的反差,本來是生活給予曾英不公平的待遇,卻成了她進行小說創作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優越條件和重要的生活積累。“禍兮福所依”,老子的話是有道理的。明白了曾英生活經曆中的這兩種反差,就可以理解她小說對生活表現的獨特角度和柔中有剛的藝術風格的形成原因了。

一個母題:對人性美的開掘和對人性惡的鞭笞

每個作家都有他所矚目的題材區,而且總是要把他從生活中深切感受到的東西通過各種用感情凝成的藝術形象告訴讀者,於是,不管題材怎麼變化,卻有著共同的母題。讀曾英的小說,無論是那些追敘作家青少年時代的歲月和描述插隊四川農村生活體驗的篇什,還是播寫西部生活的篇章,都可以從中找到—個共同的母題,那就是:對人性美的開掘與頌揚和對人性惡的揭露與鞭笞。作者正是通過這一點來表達她對生活的獨特的深刻的體驗,表現她的愛與憎,也表現她的社會的美學的理想與追

求。而這也正是曾英小說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的體現。

曾英通常總是把對人性美的開掘與頌揚同對人性惡的揭露與鞭笞對比著進行的,這種對比扭結,取得了更為強烈的藝術效果。例如《藍房子寡婦的戀人》中啞巴太川與隊長馬富以及農場裏專管知青命運的那位楊主任的對比,《水姥》中水娃與竹兒男人之比,《裸血的太陽》中的影、邊、媧、會計的女人與會計之比,《遙遠的故事》中那位冒險搶救從雀裏被押走的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的“大人物”的秀妹同她的那位在“革命年代”專幹“革命”的丈夫之比,還有像《釣魚記》中兩個矛包魚塘的不同文化層次的兄弟之比,都取得了頗為強烈的藝術效果。對比的寫法是—種樸素的也可以說有點傳統的藝術手法,但桌這種手法如果運用得好,還是可以取得很好的藝術效果的。當然,在這種美醜對比中,;曾英總是把對對人性美的開掘與頌揚放在正麵的重要的位置,因為她堅信,文學的主要功能還是審美的。在上麵列舉的一些作品中,(藍房子寡婦的戀人》、《水娃》中所塑造的啞巴大川和水娃的形象給我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甚至產生一種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啞巴生長於西北邊疆的天山腳下,水娃生長於巴山蜀水間的隻長竹子的窮鄉僻壤青竹灣。他們出身卑微,卻都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啞巴是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被隊長馬富罵為“野種”,“八歲就跟大人下大田勞動,還常遭隊長馬富那個牲口的毒打”,但是,“這個被苦難和屈辱鑄成的健壯而又粗曠的男人”,這個在戈壁灘苦水中泡大的西部漢子,不僅具有強健的體魄,更可貴的是具有一顆同情弱者傲視權貴的心。作者通過他保護那位從南方轉插新疆農場的“透著南方城市姑娘特有的秀氣的‘知妹’”的若幹情節,諸如在拉肥送大田時為保護那位“知妹”狼揍無故欺侮“知妹”的隊長馬富,為保護那位“知妹”免受場裏專管知青命運的楊主任的淩辱而徹夜在“知妹”房

外站崗得了凍傷等等。這些相當感人的情節,都從這個被生活冷落的人物身上開掘出相當光彩照人的人性美來。作者除了通過啞巴與馬富、楊主任等人的鬥爭,通過美與醜的對比來表現他的人性美外,還著力表現啞巴與“知妹”之間崇高美好的感情。例如寫啞巴和“知妹”一起拉肥運大田,讓“知妹”坐在鋪著皮褥的沙棗樹下看著他一個人卸肥時的情景……整個上午,啞巴歡快得像f隻在媽姆身邊時小羊羔,一會兒出神地望她會兒低頭猛幹活,好像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每次卸完車,啞巴就向她招手,她趕緊跑過去,他又像提小雞似地將她提上車。他把車趕得好快,馬鞭在空中呼呼地歡叫,當啞巴聽見她甜甜的笑聲時,便回過頭凝視她半天,眼睛裏映著一個透明的世界”。再如寫啞巴在“知妹”宿舍外守護被凍傷後“知妹”拿出凍瘡膏為他輕抹的一段描寫她拿出凍瘡膏,輕輕地抹在他的臉上,手指像鵝毛樣輕柔。啞巴順從得像一隻小羊羔。在她的身邊啞巴仿佛置身於明媚的陽光,四周都是和煦的音響,黝黑的麵孔上發著興奮的紅光,兩道相連的黑眉,傲然地彎曲舒展。啞巴注視著她,兩人的目光交織著,像一股暖暖的電流,互相都感受到了對方輕微的鼻息。興奮,羞澀,幸福,還有某種難以形容的美好。他那靦腆而又大膽的神情,使她的心顫栗了一下,恐怕誰也無法解釋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隻有他們自己明白,甚至不是明白,而隻是感覺。”從這處動人的描寫看來,啞巴和“知妹”之間有著崇高美好的感情交流,但是,啞巴隻是把“知妹”當做美的偶像來守護,他對她沒有任何邪念,他不是一個美的掠奪者,而是一個美的守護神。在啞巴身上,我們既看到了西漢子的強悍,也看到了他豐富的感情世界。這樣寫來,無論是動態的敘述,還是靜態的描寫,都把啞巴的人性美充分地展現出來。《水娃》中所寫的水娃,出身於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靠他的好水性,在鄉裏頗有點名

氣,甚至有點傳奇色彩。當他所愛的竹兒被賣給二個沒本事的陌生男人時,他在被洪氷衝走後遠走他鄉,準備賺筆錢把竹兒贖因來,他要娶竹兒。水娃同竹兒的感情經曆雖然不同於婭巴與“知妹”的感犄聯係但在這段感情經曆的描寫中,詞祥極動人地表現出水娃身上的人性美來。我們看到,作者在啞巴和水娃這兩個卑微的小人物身上開播出相當光彩照人人的人性美,並給予滿腔熱情或者說一絲情感的頌揚,大體表現出她小說創作中開掘人性美的深度和特點。

研讀曾英的小說,我們還將發現她的不少作品具有濃厚的悲劇色彩。上麵提到的《藍房子寡婦的戀人》、《水娃》都具有一種悲劇色彩:美的守護神啞巴終於鬥不過馬富、楊主任之流惡棍,他被抓走後在天鎖神貝母;當他賣完豐收的貝母在“苦泉麵館”這座藍房子裏同當年他所守護的知妹”相遇時,當年的“知妹”已成了寡婦,他捫都走過人生一段艱難的路程;而當水娃在被洪水衝走遇救生還流落他鄉;積攢了一筆錢想從竹兒的丈夫手裏續回竹兒,因為錢不夠而未能達到目的,他隻能繼續離開苦盈盈的竹兒,去嫌夠竹兒的贖身錢,這對戀人身上仍然籠罩著悲劇色彩。比較起來,《裸血的太陽》具有更濃厚的悲劇色彩。小說中的邊、影和會計女人熱是悲劇人物。邊因為路見不平,用砍斷了一個在包穀地裏作惡的漢子的一隻隔壁;於是被分配到—個專門收留出身不好的人的生產隊當隊長;影同邊熱戀著,但是由於她“出身不好”不能同邊結婚,因為場裏不讓她詞邊領結婚證,後來由於她營養不良/璩腫得發亮,邊不得已到場裏打了辦公室主任,撬窗戶進辦公室,私自蓋了公章,搞回了一隻羊燉湯給影吃,影幾天後消腫了,但邊卻被場裏銬走了。會計女人剛從四川來的時候,“秀秀的盾眼,臉蛋和嘴:唇都有淚”,但經過會計的璀璨,已經不成人樣兒;為了求得做個人,她在馬號裏求

邊給她“一回”,但是因此卻被會計殘忍地摧殘致死。最後,影也慘死於此。兩個女人的墳堆“遠遠看去像女人的兩個充滿乳液的乳房,正鮮鮮地朝著太陽挺著……”這的確是一個真實得令人戰栗和悲壯得令龍回腸蕩氣的悲劇。悲劇的原因不在於物質的極度貧乏,而在於社會的不公和思想的極度封閉愚昧。作者為影和會計女人的慘死,寫邊的無所作為和無可奈何,把有價值的美好的人生毀壞給人看,產生了屬於悲劁才有的崇高感和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應該說,《裸血的太陽》是西部文學一個重要的新收獲,它體現了西部文學妳藝術風貌,也體現了悲劇的藝術力量。寫悲劇,或者說寫人物的悲劇命運,這是普英的小說在開掘人性美的另一個特色的體現,也是另一種思想深度的體現,曾英的小說中,還有這樣—些作品,它們寫的是人伺溫暖的感情,雖然也蒙上了清淡的悲劇色彩;伹無意寫成悲劇,也不著意從善與惡、美與醜的對比中去寫善有美,而是大都從一些人們不大注意的日常生活的凡人瑣事中寫出人情的冷暖和人性的美醜。短篇小說《月丫兒》寫小保姆月丫兒和“我”一家人的如同家人般的情感,寫她的愛情婚姻上的不幸遺際,讀來處處流淌著人性的暖龐;中篇近作《家在五樓》雖然也表現了作品的女主人公曾明明不滿意丈夫,不滿意那個家但又不得不?到那在五樓的家裏去過日子的那種無可奈何的心情,但更重要的還是展示了明明與得豆那種雖然濃烈卻又“止於禮義”的感情聯係。在明明與得豆的感情上,當然也蒙著一層淡淡的悲劇色彩,但作者更多的還是表現這稀感情的純潔和崇高;小小說《哥哥》寫一對從小失去雙親的兄昧之間的親情,哥哥怕年幼的妹妹落水,常年背著妹妹過河上學,哥哥為了陳著妹妹,,紀大了也不結婚,妹妹上大學了,哥哥也因病而身亡為了讓妹妹妹不受幹擾地完成學業,他在彌留之際,預先寫好每月一封信和留足妹妹的生活費,托付

鄰居按時寄錢寄信,這當然體現了人間一種崇高美好的真情;另一篇小小說《巴哈爾古麗》寫一位維族少女為群眾鄰裏做好事,心中隻有他人的崇高品德和她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之後,她的未婚夫一個維族小夥子繼續做著她未完成的好事,這更是一曲人性美的昂揚的頌歌。

多樣的藝術探求與逐漸覺醒的文體意識

曾英在藝術探索中是很不安分的,她總是不滿足於原有的寫法,希望找到一種更能適應不同的題材也更能表現她的藝術個性的表瑰形式,因此,她的小說在藝術表現上是多樣的,並正、在形成她獨有的柔中有剛的藝術風格。

開始時,她也許沒有自覺的文體意識。她的小說在表現手法上的調整大都是為適應小說的不同題材而采取的,即使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寫法上的變化和風格上的迥異。例如《水娃》、(月丫兒》等表現四川農村生活或作者童年少年時代生活的篇什,大都寫得自然流暢,有如行雲流水,具有散文的韻味,顯示出纖巧明麗之秀美。而像(藍房子寡婦的戀人》等表現戈壁灘生活的篇章,筆墨則變得凝重中略帶粗獷,表現出一種壯美。試比較以下兩段環境推寫的文字,就可以看出由於采用不同筆墨而顯示出的不同的藝術風格。先看(水娃》篇首對青竹灣的一段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