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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五十歲了。五十歲在人生長旅中無疑是一個重要驛站。駐足回望，自己這大半輩子中，用心最多、用情最專、用時最長的還是文學，而在文學中做得稍稍成功一點的又是理論批評。因此，我選了一本自己的文學理論批評來為前半生的文學追求畫一個省略號。
不無宿命意味的巧合是，“四”這個年份的秋天，往往成為我文學道路上的突轉之時——1974年秋，二十歲的我在《福建日報》發表了處女作（一首散文詩），並因此引起注意，頻頻被借調到軍、師報道組、創作組工作，獲得了比同時代士兵遠為優越的學習條件；1984年秋，三十歲的我從原福州軍區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首屆文學係，投身於徐懷中先生門下，有點鯉魚躍龍門的意思，並且漸次從文學創作轉入理論批評，開始了我比較專心學習、研究並執教於文學的最好的十年時光；1994年秋，四十歲的我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從一個班、組長都未擔任過的文職教員一夜之間變成了上校軍官，但突如其來的變故並沒有改變我對文學的執著，並且從此開始了嚐試兼顧熊掌和魚的艱苦努力，至今踉踉蹌蹌又走過了十年。個中滋味一言難盡。
我首先想說說，由於以上“發現”，使我對“四”有了一份敬畏或格外的注意，甚至影響到了本書的編輯。本書現編為四輯，第一輯“作家論”，第二輯“作品論”，第三輯“評論”，第四輯“理論”。顯而易見，這個分法有一點問題。從理論上說，評論是一個大於作家論、作品論的概念，或者說，作家論、作品論是涵蓋於評論之下的子概念，將它們並列明顯有悖於邏輯。但從實際情況看，現編入“評論”輯中的文章，既非作家論又非作品論，但確確實實又是評論，思來想去，隻好犯一回低級錯誤，將“評論”另立門戶。而更重要的是，“四分”法又和我的命運之數有了一種溝連，如此契合，豈非天意？
有了以上暗示，接下去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本來要從十數年的近二百萬字文章中作甄選，也是夠犯難的。但一分四輯，框架即出：每輯十篇，共輯四十篇，四十餘萬字。如此一來，割愛是前提，同時也意味著遺“珠”之憾。比較突出的遺憾是，一旦考慮到整體分量和學術含量諸因素，報紙文章首先就被大量淘汰。而在整個80年代後期，我的所謂“崛起”和“活躍”的主要平台恰恰就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文藝報》等幾家大報。現在收入的文章多為90年代所寫，除了《人民日報》兩篇之外，那個時段的報紙文章一概闕如，誠為一憾。
其次有一點值得一說，也算是此書編輯中的又一個“發現”。多年以來，人們習慣稱我為“軍旅文學批評家”，其中包含了一個雙重定位：一是批評者的身份——軍旅的批評家，二是被批評者的範圍——軍旅的文學。如此定位的正麵是特色，反麵是局限。因此，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特別是1993年《新軍旅作家“三劍客”》發表以後，不少地方同仁建議我“轉轉向吧”，大多是好意，希望我能有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批評前景。我自己倒沒有過分在意軍旅或非軍旅批評的得失利鈍，所做研究和所寫文章，基本上都是隨心所欲，跟著感覺走，這倒也符合我一貫的無遠大目標，“從不知道下一個球在哪裏，永遠隻注意踢好腳下這個球”的作文風格。然而，“球”踢多了，難免有時候就“越位”，踢到軍旅以外去了。甚至踢來踢去，把軍旅非軍旅的界線也踢模糊了，竟至於不知自己身在軍旅。比如90年代中期前後，我就一連五年應邀為《中國青年報》寫文壇年終專稿，麵對的就是整個當代文學，毫無軍旅色彩可言。事實上，這種“球”進入90年代以後就踢了不少。實話說，在這次編輯過程中，我倒是注意了自己的“軍旅批評家”身份，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漏掉或盡量多選軍旅方麵的重要文章。料想不到的是，四十篇篇目敲定以後，無意中一細分，竟發現軍旅文學和非軍旅文學的文章從篇教到字數都差不多是對半開。這個結果讓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