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巴金·零距離新 在巴金精神感召下（代跋）
在鍵盤上敲完最後一個字，我深深地鬆了口氣。從答應寫這部書起，我的生活，出現了種種磨難，身心俱傷。好幾次，我都想打退堂鼓，不準備寫下去。而每每這時候，巴金在小桌上，用左手推著右手，奮力寫作的景象，就會出現在眼前。一個衰弱的老人，尚能如此的勤勉，我又有何可退卻的？巴金書房的寫字桌是寬大的，但都被書籍占去了，用以寫作的也僅是一小塊地方。晚年後，巴金行動不便，底層會客廳靠陽台的一張二尺寬一點的小桌，就成了巴金的工作台。每天用完早餐後，他就在生活秘書的攙扶下，來到這裏，一坐就是幾個小時。90歲時，他在這張小桌上編校《巴金譯文全集》，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以至胸椎壓迫性骨折。燃燒自己，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就是巴金的人生哲學和人生追求。這部書，在任何關於巴金的書中，自認為是比較有特色的。它不是一般的傳記作品，也不是巴金創作道路的回顧，更不是他思想曆程的探索。而是一個記者，在采訪巴金20年後的感覺。這些感覺，是建立在她所親曆和目睹的一些細小事情上的。因此，它是真實的，感人的，與眾不同的。我很自責的是，竟然記不清第一次采訪巴金，是在哪一天，哪一個場合。但是，我清楚，是巴金的平易和親切，使我逐漸消除了惶恐和不安，以至於後來成為巴金寓所和病房，來去自由的“特殊”人物。巴金的胸懷是博大的。它在於巴金熾熱的愛國情愫，在於巴金憂鬱的民族關懷。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是一位人民的作家。這在他的很多作品與言論中，都有強烈的體現。這個博大，體現於巴金自身的，那就是奉獻。巴金強調的“讓生命開花”，說的就是道德與無私。道德與無私的核心也就是奉獻。巴金年輕時渴望能夠像士兵奮死戰場那樣，拿著筆去死。他在創作的旺期，義務當了1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把自己寶貴的年華，給了那些“嗷嗷待哺”的文學青年，壯大了文學隊伍。晚年，當他那隻顫抖的手再也無力握起筆時，他將他的稿費、將他的藏書，一一捐了出去。在文藝界采訪那麼多年，聽得多的都是我怎麼怎麼行，我怎麼怎麼了不得，唯有巴金說：“我不是文學家。”也唯有他說：“讀者是我的衣食父母。”這樣的胸懷，是一般人不可能具備的。真正的大家，必有高尚的境界。個人的力量本身是有限的，一個人的行為還將受時代和環境的約束。因此，很多事，他是身不由己。這也是巴金經常苦惱的原因之一。對於今天仍掛在他身上的一些頭銜，他幾次要求摘了，但不行。有一次，他有點哭笑不得地對我說：“你看我又老又病，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哪還能管別人，管大事？”對朋友、對讀者，他恨不能掏出心來。他的誠實，他的厚道，他的實在，贏得了更多的朋友。從采訪巴金，到了解巴金、敬仰巴金、學習巴金，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個人的思想和品格，也能得到升華。我曾經回顧，我的青少年由於父母的雙亡，一直生活在眾人的愛護和相幫下，思想特別單純。成年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現了二位老師，一位是劉大傑先生，另一位就是巴金先生。而巴金先生的影響，是持久的、深邃的。這本書得以出版，並不是個人所能及的。巴金女兒小林在百忙中，給予許多關照和幫助。上海檔案館無私地拿出了館藏的珍貴照片。徐鈐、馬紹彌的鼎力相助，常使我感動。未曾謀麵的湘湘女士，慷慨地寄來了她珍藏的所有照片。郭玲春女士以熱情，給與我很多的支持。還有，我重病的愛人，也加入了校讀的行列。在這裏還要感謝祁鳴、陸正偉、祖忠人、陳賢迪、胡佩華等友人，以及世紀出版集團的領導。其實，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巴金精神感召下，大家以各自的能力與行動，為這本書的出版使勁出力。不為別的，隻為在他百歲生日時獻上我們的一份真情，隻為它的出版能讓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巴金，隻為因了它的出版能讓巴金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在今天得以宏揚和光大，以使我們這個社會文明一點，可愛一點。趙蘭英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