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占領益州之後，其統治集團內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隨他的心腹舊部外，主要存在三個派別，即荊州集團，益州舊有的東州集團和益州集團。荊州集團以諸葛亮為首，主要包括劉備在荊州時加入其集團的荊州人士；東州集團以法正、李嚴為首，是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維持其統治的政治基礎和軍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團則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構成，以黃權為代表。早在劉焉父子統治時期，東州集團與益州集團之間矛盾就已經激化。《三國誌•劉璋傳》注引《英雄記》記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由於益州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與中原地區、甚至荊州、江東地區相比，均相對落後；在軍事上，益州集團也無法與東州集團相抗衡，一直處於劣勢地位。
劉備入益州之後，東州和益州集團在對待新政權的態度上不盡相同。東州集團中大部分為荊州人士，如李嚴、董和、費禕等，因此東州集團同荊州集團有一種地域性的內在聯係，對荊州人士占多數的劉備集團采取積極合作的態度。益州土著地主由於其本身未形成統一的強勢集團，故對劉備集團存在兩種態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來勢力推翻東州集團，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地位；而相當一部分人對於新入主的劉備集團則持有較強的對立情緒。
諸葛亮是荊州集團的首腦，其用人有明顯的地域性的傾向，他選擇接班人主要集中在荊州集團以及東州集團中的荊州人士，而益州集團中的馬忠、張嶷等人，雖才華出眾，卻得不到諸葛亮的重用。劉備夷陵慘敗後，黃權被阻隔在江北，不得已而降魏，而馬忠此時卻及時給劉備送來5000精兵。劉備極為欣賞馬忠的才華，不由感歎道:“雖亡黃權，複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劉備將馬忠比作益州集團的傑出人物黃權，足見其才能出眾。後主時，馬忠在平定南中叛亂後，以政治手腕代替軍事行動，治理少數民族地區，“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南中地區出現了長時間的穩定局麵。馬忠在治理南中的過程中表現出了過人的政治軍事才能，雖然馬忠也曾短時間出任丞相參軍，但是終諸葛亮之世，其一直無法參與到中央政權之中。與馬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荊州集團的馬謖。馬謖為襄陽大族出身，“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其兄馬良與諸葛亮關係非同一般，諸葛亮對馬謖也是“深加器異”。劉備臨終時曾告誡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諸葛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馬謖給諸葛亮信中則聲稱“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很顯然，由於馬謖與諸葛亮的親密關係，諸葛亮已經將其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培養，“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足見其對馬謖的信任。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平定南中，即是采納了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結果不僅平定叛亂，且“終亮之世，南方不敢複反”。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諸葛亮誤用了馬謖，但並不能就此證明荊州集團中皆是“浮華”之徒，沒有人能夠堪當大任。事實上，諸葛亮培養、考察接班人還是具有一定戰略眼光的。他並不是把希望和重任都寄托在馬謖一人身上，而且，荊州集團、東州集團，包括曹魏降將在內，都不乏才智出眾之士。
劉備取益州，東州集團主要人物先後歸附劉備，對劉備攻占益州幫助極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劉備的信任和器重。攻占成都後，劉備“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對其信任程度甚至超過了諸葛亮。夷陵之戰劉備戰敗後，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令不東行；就複東行，必不傾危矣”便是最好的說明。法正之外，東州集團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劉備的重用，孟達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鎮守荊、益要衝，李嚴“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東州集團另一重要成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名義上甚至可以同諸葛亮平起平坐。東州集團的地位驟然提升，嚴重威脅到了荊州集團在劉備政權內部的主導地位，雙方矛盾開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後，“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複，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從諸葛亮的這番話裏不僅可以看出其對法正的行為雖有不滿但卻無可奈何，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荊州集團對待東州集團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