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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時代，他就有了做一個正直的人的思想，他想報效國家，但由於他當了國民黨的兵，加之兵荒馬亂，國家衰敗，民不聊生，他始終未能實現他青年時代就立下的誌願。
由於他過去長期跟隨白崇禧參加了對共產黨軍隊的戰爭，殺了不少的共產黨員和“共”軍，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成為一個罪惡的人，最後成了一個落魄他鄉的遊子，在美國，他雖然天天想著中國，想帶上那批紅寶石到大陸來，可他害怕共產黨會向他算賬，因而他雖有美好的願望但始終不敢把他的雙腳踏向大陸土地一步，親自將這批紅寶石帶到大陸來。不過，在他死前，他卻委托太叔宗翰到大陸同有關部門聯係，希望通過大陸有關方麵找到他的家人，並將那筆價值連城的紅寶石交他的後代，由他的後代去處理這批財富。
太叔宗翰來大陸之前，他把當年他離開成都到南京前，其夫人孫雅玲交給他的那隻刻有“廣積功德”四個字的玉手鐲和那本《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書交給太叔宗翰，並親手寫了遺囑，遺囑的內容是這樣的：我從即日起委托我的助手太叔宗翰到大陸尋找我的妻子和兒女，如果有幸能在大陸找到他們，就把紅寶石交給他們，由他們處理。如果能這樣，那是我三生有幸，祖上積了功德。他把遺囑以及美國紐約花旗銀行的存貨單和保險箱的鑰匙也交給了太叔宗斡。他還告訴太叔宗翰，在諸葛淑婷手中有一隻刻有“厚濟蒼生”四個字的玉手鐲，是同他交給其那隻“廣積功德”的玉鐲配對的，見麵時可以此識別身份。於是，太叔宗翰便帶著上校交給他的東西來大陸，那時已經是1985年了。
可是誰知，這太叔宗翰竟留了一手，沒有去同大陸有關部門接洽，而是單獨去尋找上校於1949年初失散的家人，想把這批紅寶石直接交給上校的家人。
他在大陸特別是成都苦苦地尋找了幾年，但沒有找到上校的家人——孫雅玲和諸葛淑婷。
他怎麼可能找得到她們母子倆呢？她們母子倆早於50年代初離開了成都，來到了南國海濱城市——邊城，他當然找不到她們母子倆了，他隻是在成都自己的老住地見到了自己的兒子太叔彥廷，他的妻子太叔夫人則在50年代中期因病去世了。
見到太叔彥廷後，他還是繼續去尋找孫雅玲和諸葛淑婷的下落，他仍想將寄存在美國紐約花旗銀行的紅寶石交給她們，不過那時上校已經衰老客死他鄉了，家上隻留下美籍老夫人、兒子、兒媳和孫子。
他對上校的辭世很悲傷，這使他的身體完全垮掉了，他預感到自已很快就要離開這個世界，因為他已經八十一歲，該是他上路去找上校的時候了，為此他把尋找孫雅玲和諸葛淑婷的事交給了太叔彥廷，並把上校生前告訴他的有關玉鐲和紅寶石等事情告訴了太叔彥廷，還把上校臨終前才告訴他的“孫雅玲有個表姐在南國邊城”，而他因身體關係最終沒有去那個地方找孫雅玲母女倆的事也告訴給太叔彥廷，他要太叔彥廷到邊城找一找她們，也許她們就在那裏。交待完太叔彥廷後不久，他真的離開了人世。從此，尋找孫雅玲母子倆的重任就落在了太叔彥廷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