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的故鄉——山西省臨猗縣孫吉鎮安昌村，位於黃河岸邊，我是喝黃河水長大的。從少年時代起，我便在黃河裏戲水、遊泳、撈魚、撈柴、撈炭，觀看黃河岸邊纖夫們光著身子拉著滿載煤炭和貨物的船隊南來北往。一年四季，我時常和夥伴們在黃河灘裏割草、挖野菜、掏藺根。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上中學時，我在一篇作文裏寫了黃河灘，曾受到語文老師的讚揚，並作為範文在課堂上朗讀。在故鄉的日子裏，我多次觀看村裏和附近村子“上馬嚼”這種在全國獨有的民俗活動，無數次趕老家的廟會、看老家的蒲劇。
我們安昌村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萬榮縣後土祠和秋風樓約三十裏地。後土祠旁的廟前渡便是朱德總司令1937年夏末秋初率領八路軍健兒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的地方；後土祠的對麵就是位於陝西韓城芝川鎮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漢太史司馬遷祠墓。兩個著名文物古跡之間是麵積達數萬畝的黃河灘，當地人稱它為“黃河夾灘”、“葫蘆灘”或“西河灘”。解放前，這塊黃河灘裏長期駐紮著土匪隊伍。他們既禍害窮苦百姓，也搶劫商旅和地主老財的財產，還和日本鬼子打仗、攔截閻錫山和胡宗南的軍用物資。抗戰勝利後，這些土匪投靠國民黨反動派，與人民為敵，幫助閻錫山和胡宗南掠地守城。外號叫雷哼哼的匪首雷文清，便是黃河灘土匪的突出代表。
我們安昌村還出了一位聞名中外的曆史人物——傅作義將軍。由於他長期堅持抗戰，率部消滅日偽軍數以萬計，擊斃日軍水川中將等一批高級將領，所以日軍占領傅將軍故鄉後，便把傅將軍一家弟兄十人在故鄉的三座大院，和傅將軍為故鄉人民興建的平民學校悉數拆除，蓋了炮樓。被拆除的地方到處是斷垣殘壁、破磚瓦礫，裏麵長滿了蒿草，不時有長蛇和老鼠出沒，村裏人把這裏叫“爛院子”。我少年時代幾乎天天目睹被日軍拆毀的傅家大院和平民學校的廢墟。農業合作化以後，生產隊組織社員在“爛院子”上墊了幾百車黃土，用碌碡碾壓後使它變成了一個很大的打麥場。再後來隨著村裏人口不斷增加，這裏又劃分了許多院基，現在這裏居住著近十戶人家。
由於1936年春中國工農紅軍東征山西時，紅軍的先頭部隊一直打到我們晉南臨汾堯廟附近，1937年八路軍又從我的故鄉廟前渡口渡過黃河、奔赴抗日前線，加上綏遠有傅作義這樣一位抗日愛國將領，所以故鄉的不少青壯年在那個火熱的年代便分別參加了紅軍、八路軍、晉綏軍、解放軍和遊擊隊。他們中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有無數動人的故事。又由於我的家鄉是淪陷區，黃河灘上的土匪也不斷為非作歹，所以故鄉又發生了許多日寇慘絕人寰、土匪魚肉百姓的故事。
從少年時代起，我就時常聽這些故事，在腦海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從西北大學中文係畢業後，我一直想把這些故事寫出來，但由於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十分繁忙，加上自己多年擔任部門或單位的領導職務，所以一直靜不下心來進行長篇小說的創作。在退休前兩三年，我隻寫了《黃河灘》前幾回。寫長篇小說需要大塊的時間，我那時卻沒有；需要形象思維，而我的思維常常被工作和其他事務打斷，無法落筆。所以，《黃河灘》一直擱置到我實際離開工作崗位的2007年才重新動筆。但在這一年，我又很不幸：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先後病危、住院，直至去世。他們下葬以後，時間便進入了2008年。
為了排除一切幹擾，從2008年起，我便和夫人遠走天涯海角，來到海南三亞市。在三亞灣藍海花園海浴居，我每天很早就起來用電腦寫作，很晚才上床就寢。除每天堅持下海遊泳或海邊散步兩小時左右，以及利用在海邊散步時間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全國新聞聯播》節目，晚上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外，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創作《黃河灘》上。到2008年8月8日第29屆奧運會在北京隆重開幕那天，我終於完成了《黃河灘》的初稿。奧運會閉幕後，我開始修改《黃河灘》，又鏖戰了兩個月，完成了第二稿。此後，我把它打印出來交給西北大學中文係薛迪之、馮有源教授和在各行各業的大學同學，請他們斧正。他們先後提出了許多很好的修改意見，於是幾乎整個2009年，我對這部作品又進行了一次係統而細致的修改，直到12月中旬，才完成了這部四十多萬字的處女作。
我西北大學的同班同學、著名作家賈平凹得知我寫《黃河灘》後，欣然命筆，給我題寫了書名。我的另一位大學同班同學和穀也是全國有名的作家，他對《黃河灘》初稿也提出過一些寶貴的修改意見。對老師和同學的這些寶貴支持，我從內心裏十分感激。
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黃河灘》是醜媳婦也罷，俊媳婦也罷，現在終於要見公公婆婆了。不管公婆如何品評媳婦，媳婦隻有洗耳恭聽的義務，沒有拒聽強嘴的權利。
崔正來
2009年12月14日淩晨於西安市南郊東八裏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