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風喚雨的張居正去世了。
從23歲就進入官場到死去，他練達果敢，對於官場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夠第一時間有所反應。並且隨著閱曆的增加，他已經對官場之事經駕輕就熟，但是這一切都沒有阻擋他最終被報複、被清算的命運。
多年獨自掌握大權的經曆，讓張居正已經愈發地有些偏執，讓他毫無疑問地認為自己是最能駕馭大明王朝這駕馬車的人。但是張居正不知道，他的專橫跋扈和身邊人的貪腐已經讓很多人將他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
在張居正死後，無論是萬曆皇帝還是那些曾經和他共事過的官員都感覺到時機到了。張居正死了，很多人卻並不會因此就放過他，他們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報複行動。
萬曆新政
如果說“神童”的稱號讓張居正人生的前半程名揚當世，那麼人生最後10年的這場改革則讓張居正彪炳史冊。當人們評價這場發生在明朝後期萬曆元年到十年的這場改革時，總是喜歡用一句話來評價張居正，那就是“世間再無張居正”，這是非常高的評價。張居正的赫赫功績更是讓他成為封建王朝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之一，其餘的兩個人分別是協助秦王完成統一霸業的商鞅和宋朝曆史上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張居正有一個稱號叫“救時宰相”。很多曆史學家在談到明朝後期時，會講到如果不是張居正的這場改革，可能明朝早已經滅亡。那麼，當時的社會狀況究竟是什麼樣子，張居正又是怎樣進行改革的呢？具體還要從明朝後期的社會狀況說起。
封建製度在經曆了最初的確立、發展、趨於完善，到了明朝，無論從政治製度還是經濟發展，都已然發展到了最高峰並逐漸開始衰落下來。
開始走向衰落的大明王朝，封建製度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已經開始逐漸顯現，農民起義的數量比之前更多、規模更大，這樣的衰敗場景都發生在大明王朝，而在之前這樣的場景不曾出現過。
隆慶皇帝在位的時間很短，僅僅6年，但是在位的6年時間裏，這位皇帝最大的特點是放權、好色。他對於朝政並不關心，安心將權力交到群臣的手中，然後盡情地玩樂。張居正在《陳六事疏》中提到，要“省議論”，就是對當時朝廷生態的最形象描述，每當有大事發生的時候，隆慶皇帝盡管坐在最高權力的位置上，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像一尊雕像一般一言不發，而是聽任重臣爭來爭去，有的大臣竟然認為當朝的皇帝是啞巴，這是多麼荒唐，又多麼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這和他的父親世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父子倆相同之處是都無心朝政，但是世宗要遠遠地比穆宗更有策略，也更懂得帝王之術。世宗時朝廷上的規矩非常多，盡管他一心沉浸在方術中，但是大臣們都謹言慎行，因為一旦有失禮的地方，招致的可能就是滅頂之災。皇帝不在朝廷之上，但是卻非常深刻地震懾著每一位大臣，大臣們處理政事認真嚴謹，不敢懈怠。但是穆宗卻儼然另一番光景，隻見早朝時大臣們議論紛紛，皇道尊嚴蕩然無存。
盡管穆宗毫無作為，但是因為他勇敢地放權，幸運的是在隆慶年間出現了很多非常有能力有作為的大臣，如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他們用自己的才華和謀略延續著王朝的生命。但是不幸的是因為有能力的內閣大臣較多，所以內閣之間的矛盾異常尖銳，首輔位置的鬥爭接連不斷，在首輔這把交椅上很少有官員能夠坐得長久，先是徐階代替了嚴嵩，接著高拱又趕走了徐階和李春芳，直到張居正代替了高拱成了內閣輔臣，首輔的位置才由張居正坐了10年。
這時候的明王朝已經積聚了太多的弊病，問題盤根錯節，各種矛盾交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其中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一、政治上，吏治腐敗
我們前麵講到了首輔走馬觀花式的上任、去職，相互之間的傾軋和鬥爭非常激烈，因為世宗、穆宗時皇帝的不作為，內閣首輔是朝廷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們之間的相互鬥爭通常導致的是整個朝廷的震顫。朝廷中的其他大臣們往往依附於權力更大的首輔，而首輔之間鬥爭通常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派別之間的鬥爭。官場上賄賂成風，賣官鬻爵，地方官員想要獲得晉升，都需要準備好金銀財寶或者絲帛等前來拜見，“關係”成了官場上的通行證，而原來的製度基本成了“擺設”，並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錦衣衛等監察製度的確立，使得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無不人心惶惶，明朝的官僚體係已經腐敗不堪。
官僚體係的破壞，朝廷的烏煙瘴氣造成的結果就是吏治的腐敗。不僅統治階級之間鬥爭激烈，統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同樣尖銳，因為所有的統治階級的矛盾最終都會演化成社會的矛盾，激化之後造成的是百姓的被壓榨、被攫取，隻能是更嚴峻的社會矛盾。
二、經濟上，國庫空虛
當時的地主階級大肆地兼並土地，農民階級的土地被霸占，但是徭役負擔卻沒有絲毫的減輕，甚至還有增加的趨勢。造成的結果就是失地的農民生活更加地艱難，繳納賦稅變得更加地艱難，國庫的收入連年減少。據統計，在嘉靖時，很多人家隻有一丁，但是需要繳納的賦役卻有一百七八十人之多。農民生活貧困，沒有糧食繳納賦稅，國庫的稅源便成了很大的負擔，但是皇宮中因為人口的連年增加，財政上出現了虧空。這讓統治階層大為擔心。隆慶元年，當時的尚書報告皇帝，根據朝中計算得出的銀兩數，如果照今年的支出情況，也就隻能支撐國家三個月的時間。三個月，很快就會過去，但是朝廷麵臨的問題卻不能解決，這不得不讓統治階層心急如焚。
三、軍事上，抵抗不力
明朝政府麵臨的問題非常多，既有來自農民起義，也有來自蒙古邊境的侵擾。戰鬥中，明朝的士兵們作戰能力明顯不如農民起義軍和蒙古軍，很多士兵甚至在聽說要作戰之後都會害怕，他們早已經喪失了起碼的戰鬥力。另外一方麵，張居正在《陳六事疏》也提到過，明朝的軍備廢弛，很多作戰武器非常落後。
但是這一時期的農民起義對於封建王朝的打擊都不是最致命的。因為盡管農民起義的數量不少，但是遠不及明武宗時期，甚至低於明朝初年，並且在隆慶年間的農民起義沒有形成統一的力量，他們多是分散的力量。
之前我們說到過，張居正為了穩定局勢不僅搞好和李太後的關係，意在謀求獲取後宮和最高權力的支持，同時他還將朝廷之中的反對力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消除。這樣一來，張居正改革的阻力就小了很多。其實為了改革的成功，張居正還不斷地加強和太監馮保的關係。
張居正的聰明之處不僅在於他頭腦靈活，還在於他能夠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張居正之前就吸取了王安石改革中受宦官掣肘的教訓，為了保證改革的順利，他同太監馮保之間密切聯係。
宦官在明代的宮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和皇帝的關係最為親近，因此對皇帝的所思所想最了解的人未必是妃子，更多時候是太監。徐階和高拱在前麵提供的教訓就是要和宦官搞好關係，而且張居正一貫在乎的是實際的效果。宦官專權的情況已經延續了很多年，他自己改變不了，所以隻要馮保不幹涉他的改革大業，那就可以了。
當時馮保任命錦衣衛中的徐爵入宮，代閱奏章，張居正派了自己的仆人前去和徐爵結為兄弟，來拉攏和馮保之間的關係。不僅如此，當他知道馮保想要在神州建坊時，張居正派人前去幫忙。這樣的幫扶讓馮保大為感激。
張居正非常明白，必要的退步是為了更大的進步，所以他在平時會給馮保好處。這是因為張居正謀求的是一個更大的局，他要保證馮保一定程度地放權。在當時這樣的情況下，張居正的改革的確是因為馮保的支持，無論是對於後麵的穩定地位還是控製局麵進行改革都有一定的幫助。
在將各種關係疏通之後，張居正進行了一場改革，這場改革可以說是在明王朝麵臨著危機時的一場自救，於千鈞一發之際，力挽狂瀾。
在長達10年的改革中，張居正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麵卓有成效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