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葉延濱：藏在時間背麵的攝像師
劉全德 秦 彬
某些時代注定是詩歌的時代，否則，便無以完成這個時代；某些人物注定是詩歌的寄主，否則，便無以完成自己。1968—1978，一個製造另類詩人的中國時間，葉延濱成為這個屏風背麵的攝像師。離開延安十年後，他才開始寫詩，遙遠的大學校園催生了他的成名作 《 幹媽 》。彼時，那個陝北的老媽媽卻已溘然離世。
對詩人葉延濱的生命意識而言，上述事件與記述該事件的文本之間的時間錯位 （ 某種滯後言說的特性 ），具有嚴重的象征色彩。這種進入生命宇宙的特有的時間性延擱，使葉延濱的詩性心靈得以捕捉到他本人才能持有、持存的悲愴旋律。遲至二十多年後的2005年7月，他終於說出自己獲得通靈的秘密，這就是令人吃驚的一首詩歌——《 一個音符過去了 》。
“一個音符過去了/那個旋律還在飛揚，那首歌/還在我們的頭上傳唱”。“一顆流星劃過了夜空/頭上的星空還那麼璀璨，仿佛從來如此/永遠沒有星子走失的故事”。這裏所抒發的感喟是深入肺腑的惘然，俯首大地仰觀天象時突然驚醒的生命體驗如此纏繞縈回，幾至於悲從中來。那蒼涼的感動來自於生與死兩大苦味，澀酸無盡。回望來處的姿態，承擔了沉實抑壓的時間重負。葉延濱回蕩在心靈深處的宿命式的意識，便內含一層焦慮感——置自身於前進的時間場域而不得不奮力追趕——這是“現代性”迫近時一種民族性的焦慮。
“一根白發悄然離去了/一隻手拂過額頭，還在搜索/剛剛寫下的這行詩句——//啊，一個人死去了，而我們想著他的死/他活在我們想他的日子/日子說：他在前麵等你……”一切事物都活在永恒之外，一切曾被視為永恒的物像最終隻留下一抹煙一般飄渺的微痕：一個音符、一滴水、一根鬆葉、一隻雁翎、一盞燈、一顆流星、一根白發。惟有記憶在對抗著永恒的時間，而這對抗時間的東西又被死亡所征服，消融在新生的命運裏。因此，這首詩指向的目標有二，一是生命的痛苦，二是死亡的欣幸。這是一首欣幸大於痛苦的詩歌，也是一位敗給時間的抗拒者自謔自審的詩歌。葉延濱統貫一生不同時期的精神矛盾，便顯露無遺地滑行在這種悖論中。
孕育葉延濱這一代詩人的曆史海洋，是波瀾壯闊的，對“宏大”事物的關注延展了他們的視域，卻遮蔽了細碎瑣屑的日常。這一代人所開挖的情感，是在廣闊無垠的題材橫截麵上搜索到的。他們觸及了幾乎所有當代現實問題，濃烈的“問題意識”在那時被視為英雄主義的時代擔當。他們把現實當做曆史的理性發展的必然性“高峰”，曆史深層的湧動從來都確證著宏偉現實裏的新芽所隱喻的生命前景，一種象征化言說的熱情彌漫人間。1968—1978，恰如一個寓言式的時間故事，流注其間的傳奇令人昂奮神往。這個時代使詩歌的浪漫無堅不摧，這個時代的詩人曾質疑和反思過自身及其現實困惑，但決不會否定自己已身臨其境的曆史遭遇。執於一端的信條，造就這一代詩人的發言權利。一個廣闊的時代，帶來一批廣闊的詩歌。葉延濱在如此背景下獲致的時間性深度，便尤為難得。本質上，他是個屬於寬闊的詩人，但又完成了一種特有的深邃。
葉延濱詩歌所掌控的精神深度來自寫作者突進現實時的主體性，在一個客觀性統治審美潮流的異樣條件下，葉延濱與他所屬的激進時代保持了某種自覺意義上的疏離。這裏所謂的“主體性”，對應著確證了雅克·馬利坦所認定的一個事實——“最深的本體意義上的主觀性，也就是說，人的實質的整體性，一個朝向自身的世界”是隱於詩人靈魂最高處的一個角落，借助於此種詩性主體和世界事物的溝通，才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詩歌這一客體事物。因此，馬利坦才以決斷式的語氣宣布：“靈魂的精神性使得主觀性可能通過它自己內在的行動包蘊自身。而處在所有主體的中心的主觀性僅僅是通過把握作為主體的自我便能認識客體。”“詩人的基本的需要是創造；但詩人若不跨越認識自己主觀性這一門檻，他是無法進行創造的，盡管這種認識似乎是模糊的。”（ 雅克·馬利坦 《 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 》，三聯書店，1991年10月版 ）正是這一注重主體性的詩學立場導致了他的詩歌與自己所在的每一曆史時期產生時間性錯位，並因而誕生了特屬於葉延濱的但又浸滿了那一時代精神色素的生命主題——麵對落幕的憂患感。沿著時間線索，從八十年代依次讀下來，這個最重要的主題會十分明晰地告訴你：葉延濱，以及那樣一種精神質料，是如何穿越題材神話的長廊，跨入到一個峰回路轉的心理暗河，從而完整地轉換了時間性壓迫，從逼仄的焦慮的憂患走向安詳和緩的洞察。
回到1980年，讀一下 《 幹媽 》。大概許多人都會注意到這首詩歌對葉延濱的意義，它代表一代年輕人宣告了一種群體性的愧疚和反思，並因為沒有失去那種象征化言說的藝術慣性而廣受讚揚。“延安啊，革命的窮娘，/貧瘠的山岡，/枯瘦的胸膛。/給人吃米。自己吞糠，/過去這樣，現在這樣，/見到三五九旅的老將，/當兒孫的咋有臉講？/”又如，“啊，請百倍愛護我們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貧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種子，都將失去發芽的生命力！！/——幹媽，我愧對你滿頭的白發……//幹媽，你咧開豁牙的嘴笑了，/告訴我，你那沒合上的嘴，/想對我說些什麼話？！……”這首詩因為在情感上表達了近兩千萬“知識青年”的命運且具有時代性背景而取得廣泛讚許。但是，讚揚這首詩的人們當時可能過於強調它題材上的意義，把它和“歸來者詩人”們的政治使命感和社會參與意識聯係到一起去考察，因而當時隻能得到一個類型學上的寬泛印象。這種歸類打包的態度，使人們無視群體言說與個體言說之間常有的裂縫，葉延濱的精神主題和葉延濱們的精神況味也就含混在一個共同體裏，取消了寫作者的主體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