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早上6點離合肥，晚上9點到西安。14日、15日作報告。16日到北京作報告。17日晚到上海。18日到上海市委組織部作報告。19日在上海市圖書館係統作報告。20日到南京、無錫作兩場報告。21日到泰安作報告。23日再回到北京。24日、25日再回到上海。27日、28日到秦皇島。29日到合肥。30日、31日、1日、2日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課。3日開始去廈門、福州、南昌、煙台、重慶等地。
溫元凱的化學以外的著作也一本本出來了：《改革的曙光》、《中國的大趨勢》、《溫元凱談改革、創造和科學方法論》。
“溫元凱講得太多！”有人說。有很多人說。有很多人說了又說。
任何社會裏都會有人被非議、被誹謗、被中傷、被誣告。問題在於社會鼓勵什麼？
如果中國的改革鼓動家一些，溫元凱滿可以省些精力了，或者讓位給更年輕、精力更充沛的鼓動家。不過溫元凱的先例擺在那裏，要做第二個溫元凱，是需要比第一個溫元凱有幾倍的勇氣的。
第一個溫元凱是生活之舟把他載到改革前沿來的——他的科學頭腦，他的文化素質，他在十幾個國家的所見所聞所學所思，合成了這一個兩棲的溫元凱。
《中國的大趨勢》，30萬冊，一銷而光。《改革的曙光》，30萬冊，一銷而光。
所以，要做一個溫元凱，還需要全方位的水平。
1985年的這天晚上，我坐在溫元凱的房間裏和他對話。隻是我們的對話很少連續性，因為老被各種長途、“短途”的電話打斷。我不明白他到北京的第一人怎麼有那麼多人找他；他那細瘦的腿腳拖著一雙笨重的大皮靴跑出跑進跑上跑下地接電話。人們需要他，隻是他太累了，腳步太沉重了。
1986年4月，我在民族市三遇溫元凱。他立即掏出一張小紙片給我看，上麵畫著他最近提出的關於改革的魔方結構。情緒很好。當然，正在開人代會，聽了《關丁第七十五年計劃的報告》。
溫元凱的情緒是改革形勢的“天氣預報”。前一段日子，報上連連發表《溫元凱說，我個人感到改革的勢頭在受挫》、《溫元凱的苦惱》等文。溫元凱在文中呼籲：“排除有些人對改革的動搖。甚至要注意排除在部分地區某些改革過程中間要求回潮的呼聲。”“我們上層建築的改革，遠遠落後於經濟的改革。”“理論跟不上，法製跟不上，輿論跟不上。”“近年來，我一直處在被人激烈爭議的漩渦裏工作。”“我現在已經心力交瘁，難以支持了。”
實在是，溫元凱再怎麼宣傳企業家型的人才，他自己還是脫不了滲透到骨頭縫裏的書生氣：“我的報告是開放的，我的內核是保守的。”他老老實實地坦白。他生來就應該是一個科學家。他已經出了十來本科學著作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化學家。但是，這個中國科技大學應用化學係主任，這個用負著教學任務和不斷做出科研成果的我國化學界的佼佼者，卻並無思想準備、更無防人之心地成了開啟改革大門的先驅之一。
他是有毛病，是有缺點，不過他是奮不顧身的。因為“我們要開啟的是一扇非常沉重的曆史之門。”他說。
“今天站住改革前邊的，不等於以後也能站在前邊。”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