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9節
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不如保姆的實際收入多，40來歲的知識分子的收入比20來歲的學徒工或臨時工少。1984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給腦力勞動應有的報酬》。
24年前，1984年，我怯怯地走進新華社激光照排的機房。一個唱片大小的磁盤裏輸入了各種字體字號的漢字100多萬個。麵對這100多萬漢字我是一頭霧水。操作計算機的姑娘問我要打什麼字看看？我說打“挑戰和機會”這幾個字。字體有宋體、黑體、仿宋、楷體、長宋、扁黑、長仿宋等9種。你看，挑戰和機會，挑戰和機會，挑戰和機會……每秒鍾照排：五號字60個……
這種激光照排不是一項發明，而是一次革命，從此我們的印刷業將從鉛與火的時代進入光與電的時代。
激光照排從1977年正式開始試驗，直到1984年。負責總體設計的主要是北京大學的一些五六十年代畢業的中年教師。他們放棄寒暑假、沒有獎金，數年如一日地編製程序。
看看這一個個負責激光照排總體調設的人們，他們是我們隨處可見的中年知以分子。如果馬克思能夠《資本論》第一卷第194頁裏走出來，他就會大聲疾呼：“……勞動，耗費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經、腦等等，這些消耗必須重新得到補償……勞動力所有者今天進行了勞動，他應當明天也能夠在同樣的精力和健康條件下重複同樣的過程。”
1983年11月21日的《光明日報》報道，國家科委批準的155項發明的名單中，有8位發明者的名字打上了黑框。他們明天都不可能“在同樣的精力和健康條件下”工作了。雖然他們正是為了贏得明天……
1984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給腦力勞動應有的報酬》：“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不如保姆的實際收入多，40來歲的知識分子的收入比20來歲的學徒了或臨時工的少……這類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並非罕見的現象，是黨的知以分子政策沒有真正落實的一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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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5日的《鳳凰早班車》報道，中國網民已達2.53億，超過美國，居世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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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蔣築英、羅健夫英年早逝。
1983年，中年知識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兩倍多，近年又有增長趨勢。
1986年，中國科學院北京地區有38名科技人員去世，其中23名是中年知識分子。
1987年頭4個月，中科院有7位著名中年科學家去世：張廣厚、鍾家慶、董澤清、曾慶豐、熊堯、趙世富、馮喜昌。
1987年頭7個月，北京航空學院有7名中年知識分子去世。
武漢大學近3年來死亡人數中，40％為中年教師。1955年畢業的北京大學物理係一個班77名學生中，已經去世1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