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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疑心我的病人——那個夜半撥打谘詢熱線的求助者，與日前發生的一係列殺人案有著某種關聯。
當然，這隻是我的猜測，或者說，是一種閑暇之餘的職業聯想。
一般來講，係列殺人案有著較為明顯的模式。被害者大多具有相似的背景，或是某些特殊的外部特征，作案手法通常具有高度的儀式化，並且，殺人動機往往也很耐人尋味：實施者多半是那種心理有問題的家夥；他的內心深層渴望著死亡，於是不停地製造出令他人死亡的事件。
本市發生的一係列少女被害案件無疑符合係列犯罪的特征。
半年前，一名正值豆蔻年華的女孩兒被曝屍荒野。晚報上說，據警方調查發現，死者係頸部被扼導致窒息身亡，全身裸露，但沒有被奸的跡象。此案尚未告破，在最近短短一個月內，竟上演了罪惡的續篇：又有兩名女孩兒的屍體被扔在西郊的荒山上，作案手法與半年前極為相似，而且，被害人之一的處女膜依然完好，另一名雖說已不完好，卻不是新近遭破壞的。據內部人士透露，女孩兒們青春的肌體受到了令人發指的摧殘：她們花蕾般的乳頭被惡魔的牙齒咬得麵目全非。
這起係列殺人案令全城驚悚。人們紛紛千叮萬囑自己的花季女兒，讓她們一定要時時提防隨時可能出現的變態殺人狂。
出於職業習慣，閑來無事時，我為犯罪分子描畫了一幅心理肖像：他一定是個內心極為陰暗的家夥，也許是一個性無能的男人，年齡可能偏大；當他沒有能力讓自己保持正常的性行為時，他就可能把性無能演繹為性謀殺。他一定有著不幸的童年，母親從小不喜歡他，父親不是虐待他，就是已經離家出走。他的少年時代伴隨著壓抑的白日夢、強迫性手淫、極度自我孤立、習慣性說謊以及逃學與叛逆。他還可能喜歡虐待動物，殘忍地拔下螞蚱們細弱的腿，或者扭斷野貓的脖子。他是個孤獨的家夥，他的住所散發著陰濕的黴味；他一定是獨居，沒有女人或者女人早已離他而去。在他漸漸進入性成熟的春春期，或許發生過什麼不尋常的事件，而這事件一定與女人的乳房，特別是乳頭有關；這一事件在他的記憶中可能仍很清晰，也可能已經模糊，被歲月深深夯入意識的最底層，卻不斷在暗中興風作浪。當然，如果用心理分析的一係列手段，比如說深度催眠、自由聯想，想必可以挖掘出那些深埋已久的、細碎的根須。
我發現，我的病人可能具有上述人格特征。
這裏應該糾正一下，嚴格地講，“我的病人”這樣的稱法並不準確，因為我不是醫生，就不能說人家是病人。我是一名心理谘詢師，不是醫院精神科或心理門診的大夫；我有一間自己的工作室，我的工作職責是提供心理指導，不是給人家開方用藥。一般來講，我們把前來谘詢的人稱為來訪者，或谘客，而不是患者或病人。心理問題並不等於“腦子有病”，人世間沒有絕對健康的人，就像地殼裏找不到百分之百的純金一樣。盡管如此，出於習慣，我們業內的同行們在交流各自的案例時，還是經常有人口誤，將來訪者稱為“我的病人”。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這樣的口誤也有著深層的原因。行業規則要求我們與來訪者之間建立平等尊重的朋友式關係，而在醫院，醫生與病人之間，多數情況下類似教練與學員式，或者領導與下屬式的關係。
那個男人，“我的病人”，甚至連來訪者也算不上。他隻是撥打了我的心理谘詢電話。1606777。這個號碼跟我的辦公電話相連，並且可以轉移到我的手機上；我每天入睡前，都要把手機塞在枕頭下麵，就像塞進一枚小型炸彈，不知它會在何時被引爆，也不知道在黑夜裏，會有什麼樣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發生。
我清晰地記得，在間隔不長的時間裏，那個男人已經打過三次熱線，都是在午夜過後，或淩晨時分。萬籟俱寂，夜色深重，人與夢格外纏綿的時分，電話鈴就在耳畔轟然炸響。這是我最為頭疼的事，但又沒有辦法。有幾次，我真想關掉手機，任窗外洪水滔天也不再理會，用被子蒙住頭臉重新潛入美妙的夢境——然而不行，我不能這樣做。職業操守是一方麵，經濟效益是另一方麵。而且，我還擔心，假如電話線的另一端是一個打算馬上告別人世的失意者，也許，我拿起了電話，就能暫時牽住一個鮮活的生命，不至於讓它立即墜入死亡的深淵。發生這樣事情的概率可能非常小，但誰又說得準會不會被我遇上呢？幾千萬分之一的大獎都有人會中得，可見概率這東西有時是靠不住的。
當那個家夥第四次打來電話時，我幾乎都不想接聽了。我揉著沉重的眼皮，一邊瞄著手機上顯示的號碼，一邊想著怎麼盡快打發了他。可是就在這時，他突然說出的一句話讓我立即警醒了。一個令人興奮的念頭頃刻間接通了我的大腦皮層深處的某根神經，我的手有些發抖，心髒在突突亂跳，嘴皮子明顯不如以往那麼利落。我神思迷離地想，難道，這一回，真的被我撞上了？
他說的那句話是：我迷戀女人的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