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喜逢“小陽春”
這裏,不妨先介紹一下老舍先生寫的《茶館》產生的過程。眾所周知,中國話劇百年當中,前五十年產生了一個《雷雨》,後五十年產生了一個《茶館》,這兩個劇本完全可以稱之為話劇藝術史上經典的代表之作。《雷雨》自不必說,而《茶館》的產生也是和曹禺老師有一定關聯的。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北京人藝被人稱作“郭、老、曹劇院”,因為當時上演這三位劇作家的劇本比較多。1957年,老舍又主動給北京人藝寫了一個劇本。當時,此劇是為了配合全國普選的宣傳形勢而寫的。其中,有一個設在清朝末期茶館的第一幕戲,寫得很是精彩,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劇院領導班子經過研究對於這個劇本,總體上並不是很滿意的。然而,會上副院長兼總導演焦菊隱先生經過認真思考以後,提出能否建議老舍以茶館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單獨發展成一部多幕戲,著重地反映幾個時代的不同變遷。這個建議一提出來,首先就得到了曹禺老師的鼎力支持,並親自帶領幾位院領導特意登門去和老舍麵談。
在老舍家裏,焦菊隱誠摯地代表大家說:“我們建議以現在劇本中的茶館戲為基礎全麵延伸,反映整個社會的多年不斷變遷,讓所有的人物都集中在茶館裏登場表演。甚至,劇名也可以就叫做《茶館》。”接著,曹禺老師表示完全讚同這個建議,希望老舍能夠采納。出人意料的是,老舍聽過意見以後,一拍大腿,毫不猶豫地表態說:“這個主意出得好。”他又停了一下,“我就三個月以後交劇本吧!”事後,曹禺老師還興奮不已地對趙起揚說:“老焦可真有他的,太懂戲了!這個主意出得很有學問!”
我以為,這件事情深刻地表明,老舍在聽取建議和修改劇本的過程當中,其前後的巨大變動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沒有準備的,更不是無所用心的。有人說,新中國成立以後老舍在老作家當中一直是所謂“緊跟派”。也許這是事實,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他回國以後始終生活在“左”傾的文藝路線思想的指導之下,自由度是有限的。應當說,老舍在此情況下,一是出於“信”,二是出於“怕”。而且,也是一個具有痛苦和矛盾的發展過程的,開始以“信”為主,慢慢地變成以“怕”為主。一定意義上說,《茶館》正是這一“痛苦和矛盾”的特殊產物,或者說,正是老舍暫時擺脫了“左”傾的文藝路線的約束,服從他的本性來寫自己“非常熟悉的”、“有所觸動的”、“極力想寫的”劇本。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點上,曹禺老師和老舍是有著相同的經曆、處境與思想的,因此他們兩心相通,一拍即合。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他們兩位“回歸自由主義作家”的一種表示與一種勝利。這確乎是可喜可賀的!
為此,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這一時期的政治背景與文化背景。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主席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其中明確提出“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強調表示:“對於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為,采取這種態度可以幫助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
1962年2月17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集了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召開座談會,這個會是曹禺老師終生難以忘懷的。
在這個會上,周總理曾經多次講到了曹禺老師和他的創作。
周總理說:“戲劇創作上,這幾年樹立了許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這裏,毫不留情地一語點破時弊,實在令人興奮,也令人感動!——引者注)比如,寫一個黨委書記,隻能這樣寫,不能那樣寫,要他代表所有的黨委書記。這樣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了。這樣就一個階級隻能有一個典型,別的典型不能出現,反麵人物也隻能有一個典型。這樣當批評家就很容易了,黨委領導文藝也太容易了,隻要訂出幾十條就行了。京戲是程式化的,還有不少‘型’,黑頭中張飛就不同於李逵,武生中武鬆就不同於十三郎。今天舞台上的這些人物和過去又有不同,因為是經過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們的思想束縛起來了,於是作家們不敢寫了,帽子很多,寫得很少,但求無過,不求有功。(進一步講清了時弊的種種表現和嚴重危害。——引者注)”
周總理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學創作中存在“新迷信”的問題,並且認為這是繁榮創作的最大障礙之所在。
這個講話是很值得深思的,周總理適時地、恰當地采用了“新迷信”的詞,說明“某種束縛”在客觀上是一種錯誤的“迷信”;在主觀上是大家不應該接受的“迷信”。他身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既承認了現實中確實存在著“某種束縛”和“新的偶像”,又告誡作家們不能盲目地予以接受。在當時的條件下,能說出這種冒有政治風險的話來是令人震撼和佩服的。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那時周總理講話的大背景,大約是這樣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麵臨著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黨和國家一些領導人,有意無意地、自覺不自覺地反思著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史教訓,同時,重視和調整了對於知識分子的政策,以及對於文藝工作的各種政策。正如有人所言——那時“廣闊的大地上,出現了難能可貴的‘小陽春’”。
周總理接下來直截了當地提到了曹禺老師:
曹禺同誌是個有勇氣的作家,是個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寫《膽劍篇》也很苦惱。他入了黨,應該更大膽,但反而更膽小了。(指出了曹禺老師入黨以後產生的相悖現象,非常之尖銳,也非常之深刻。——引者注)謙虛是好事,但膽子變小了不好。入了黨應該對他有好處,要求嚴格一些,但寫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縛。把一個具體作家作為例子講一下有好處。所以舉曹禺同誌為例,因為他是黨員,又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對他要求嚴格一些,說重了他也不怪我。過去和曹禺同誌在重慶談問題的時候,他拘束少,現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這個錯,那個錯,沒有主見,沒有把握。這樣就寫不出好東西來。成見是不好的,意見要從實際出發,否則是謬見,是主觀主義。但要有主見,現在主見少了。(把帶有相當普遍性的,作家頭腦中的思想顧慮坦誠地講出來了。——引者注)《明朗的天》好像還活潑些。有人說它不深刻,但這是解放後不久寫的,寫在1953年。這個戲把帝國主義辦醫學院的反麵東西揭露出來了,我看過幾次,每次都受感動。《膽劍篇》有它的好處,主要方麵是成功的,但我沒有那樣感動。作者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造成的。
周總理表麵上批評了曹禺老師,實際上是以他為實例,更準確、更尖銳、更深刻地剖析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危害極大的文學創作上的“新的迷信”。
周總理繼續極有人情味地囑咐說:“曹禺同誌,今天我講了你,你身體也不好,不要緊張。”①
周總理在這裏,充分地表現出對曹禺老師和作家們(特別是老作家)的關心、愛護和尊重。
曹禺老師多少年以後,這樣激情地回憶道——
總理對我的批評,我聽了心中熱乎乎的,我毫無緊張之感,覺得如釋重負。我的確變得膽小了,謹慎了。不是我沒有主見,是判斷不清楚。那時,我倒沒有挨過整,可是講的那些頭頭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對似的。現在,懂得那是“左”傾思潮,但當時卻看不清楚。在創作中也感到苦惱,周圍好像有一種見不到的牆,說不定又碰到什麼。總理是說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來,從“新的迷信”中解放出來。起碼我個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勵的。
與這次紫光閣會議相隔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又在廣州召開了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
周總理在這個會上繼續著重地說:“現在‘白專道路’這個口號很流行,這個口號大概不是我們提的。一個人隻要在社會主義土壤上專心致誌為社會主義服務,雖然政治上學得少,不能算是‘白’。隻有打起白旗,反對社會主義,才是‘白’。”②
曹禺老師在廣州會議上進一步受到鼓舞和激勵。他真誠而有勇氣地說:“解放後,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是努力工作的。雖說組織上入了黨,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實際上也是背著的。這實在叫人抬不起頭來,透不過氣來。這個帽子壓得人怎麼能暢所欲言地為社會主義而創作呢?那時,也是心有顧慮啊!不隻是我,許多同誌都是這樣,生怕弄不好,就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廣州會議,一下子把人們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脫掉了,建國以後十三年,那種隱隱約約、時隱時現的怪影,終於在心頭消失了,怎麼能不讓人由衷地感謝黨呢?怎麼能不令人愉快呢?”這,就是名噪一時、影響很大的為全國知識分子“脫帽加冕”之重要會議。
同時,曹禺老師在會上還說出了在心中埋藏了許久的創作命題:“我以為,必須真知道了,才可以寫;必須深有所感,才可以寫。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卻必須花很大的勞動。我寫過一點東西,常寫不好。寫不好,可以列舉很多原因,但主要的還是因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