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每想到父親的故裏，我眼前定要浮現出這樣的光景：一條細窄曲折的胡同，四周是低矮的土牆，灼熱的太陽毒辣辣地曬著，周遭一片死寂。可盡管如此，還是感覺有人屏住呼吸，向外窺視。
這幅情景怪就怪在，不知道看到此情此景的時候我身在何處。我是待在圈著土牆的家中？還是獨自走在被太陽烤炙的路上？
我被稠血淤塞的牆內的人們孤立著。我甚至不知道我是為什麼來到這個村落的。造訪離父親出生的地方有段兒距離的金剛輪寺時，走過一條長長的參拜甬道，或許是那時的印象，而今出現了些許變形？可我小時候卻並沒有去過那家寺。
可以確定的是，我並未打算加入到牆內的人們中間去，而且，我討厭他們。當然，我也知道，這是無法用一個“討厭”就可以了結的。畢竟，那是父親的故裏，更何況，如果真正從外人的角度來看，我也是牆內的人之一，我有這個自知之明。而之所以有稠血淤塞之類的認識，也無非是因為，我曉得，“這裏”、抑或說“那裏”，是父親生長的村落。說“這裏”的時候，我是在土牆之內，而說“那裏”的時候，我雖不是一個遊客，卻是一個局外人。
隻是，我在幻覺中看到的果真是父親的故裏嗎？
他是滋賀縣東畑郡六個莊人。他出生的時候，那裏不過是有一片耕地和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在後來百十來年的時間裏，才發展成現代化的莊園，合作社的筒倉鱗次櫛比，農耕機械轟鳴著在田間穿梭，人們都是開車到農場來。那情形，似乎隻有形式上可以套用“上班”這個詞。土牆已不複存在，也聞不到肥料的味道。所以，我看到的絕不是現如今的父親的故裏。可是，我看到的難道是過去的情景？我從來沒看到過父親出生的明治二十二年前後的六個莊的模樣，不論是圖畫還是照片。
父親在虛歲三十九歲時有了我，我上麵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和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良子是父親和發妻、同鄉山東友梨所生，大我十八歲；哥哥孫清，是父親到東京後邊上大學邊經營郵局那會兒和在那裏工作的岩邊苑子所生，長我十四歲。
孫清這個名字很少見，取父親最為敬愛的曾祖父楠清太郎的曾孫之意，但我們無從知道，對於給長子起了這麼個名字的父親來說，當時，維持和壯大楠家的想法有多麼清晰。
我對關於家族規矩的言論的最初記憶，是上中學三年級的時候。那時我已經偶爾會流露出反抗的姿態，父親大概是要預先教導我“正確的”想法，就說：“有些家夥說我品行不端，但是，能守住你爺爺傳下來的楠家，可是非同小可，等你長大就明白了。”這前後的原委我已經記不得了，隻有父親說這番話時罕見的思前想後一般吞吞吐吐的語調和陰鬱的表情，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父親曾參加過早稻田大學雄辯會，在東京學生辯論賽上爭得過冠軍，在外麵可謂口才淩厲，在家中，也慣常是用斷然的命令口氣說話，所以這種勸說的語氣著實令我吃了一驚。或許，是我說想上海軍學校時父親說了這番話的。我能想到的，再就是父親和新女人的關係被養母發覺，他內心驚惶，求我哪怕不站到他的一邊，就算中立也好。
那正是“年輕人要奔赴戰場”、“要自覺成為天皇陛下的赤子”之類的思想宣傳大行其道的年代，為了不論什麼時候孩子充軍、家中的香火都不斷，父親心裏很自然地會有“生吧養吧”的理由。但是，這種勸導對我卻並不奏效。
首先，我還不懂“品行不端”是什麼意思。那時候，我正在讀樋口一葉、森歐外等作家的小說，以“信使”同樣的感覺，把這個詞聽成了“品信”，以為是指四處送信的人呢。明白父親說的是“品行不端”，是在上大學之後，而且，弄明白這個詞的意思的時候，我卻直覺地感到父親是在瞎說。
一想到父親，我總是會在世人對楠次郎的印象和我自己親眼所見的父親形象的差異前止步，同時，在這種困惑之中，還有這樣的困難糾葛其間：因我自身年齡和立場的變化而對父親的評價產生的動搖。
我對父親產生強烈的敵愾心，是上大學的時候，那時我醉心於馬克思主義，認為必須打倒資本家和大地主這些萬惡的根源。回首那個時代，莫如說是對父親在思想上的反感和生理上的反叛，讓我開始接近馬克思主義的。然而，不可思議的是，當時，我是比以後的任何時候都純粹地麵對父親的。
我動議整理父親的傳記，是因為年過花甲、從公司和業界團體的要職上退下來以後，我自覺得已經站在了人生最後一段路上，心中生出這樣一種感覺：自己也開始朝著七十六歲這個父親離世的年齡邁進了。
我為何物？我是誰？每每探究這個問題，我最先意識到的，都是父親之於我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作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首要工作，我覺得客觀地檢驗楠次郎是十分必要的。關於敘述的樣式，我猶豫了一陣子，最終決定以作為政治家的父親和作為事業家的父親為主要內容，使用楠次郎這個個人名字，而盡量不使用體現家族血緣關係的“父親”這個稱呼。我不斷告誡自己，傳記是要求有極大客觀性的，而且，我是要從父親的故裏寫起，才繞不開赤日炎炎的細窄胡同，繞不開偷窺者的跡象的。
在曆史上顯示出其重要存在的楠次郎的故鄉——近江，曾是從關東、三河或甲信越起兵的勢力攻向京城的途經之地，那些路經東海道、沿著中山道從若狹、福井、石川一帶南下的勢力都要分別經由長浜、草津、大津等地逼近京城。此外，縣內城鎮到處都留有“朝鮮街道”的稱呼，則是因為即便是鎖國時代，滋賀縣的很多城市都位於朝鮮信使經過東海道去往江戶的路線上。
通常，數月之前就有傳言說要有信使經過，主要街路上便會熱鬧非常，聚來一些要一睹文化先進的異國使節的人們，文人儒者則會蜂擁來到他們下榻的地方，以期與他們進行接觸。可以想見，既為農民又為商人的楠次郎的祖先們，也一定混跡於這些看熱鬧的人中間，眼裏閃出好奇的光。然而，除去德川時代，飛馬揚鞭、蹄聲地途經這裏的武士和無賴勢力，對他們所經地域的居民來說，都是些需要藏起身來注意觀察的對象。特別是經過離街道路線稍遠一點的六個莊的，多為追隨攻打京城的主力部隊的別動隊的那些徒步武士或落魄武士，所以，人們都一邊嚴加防範，以免他們闖入自家，一邊緊張地觀望。
將楠次郎養大成人的祖父清太郎之所以一度想送開辦小學以來一直成績優異的孫子去彥根上中學而臨了又猶豫著打消了這個念頭，似乎就是因為他在街道沿線的危險和望子成龍的希望之間動搖了自己的判斷。盡管清太郎對此的解釋是：“把你放到城裏去，我不放心啊。我也上了年紀，幹那些農活兒，身體也一年不如一年，吃不消了……”
清太郎中年喪子，出於減少吃喝開支的考慮，他把次郎的弟弟裕三郎送給了姓廣田的親戚做了養子，又把寡婦兒媳送回了娘家，對清太郎來說，養育孫子次郎和次郎的妹妹阿房就成了自己的重要任務。次郎小的時候，清太郎會尋機帶孫子到淨土真宗的蓮照寺和被稱作“湖東三山”的古刹金剛輪寺去，那裏有與他相熟的住持。清太郎覺得送給廣田家做養子的裕三郎的性格可謂人見人愛，可對次郎，則似乎是粗暴與疼愛的不規則交叉，認為必須要趁早訓育。
蓮照寺的和尚能說會道，年幼的次郎也聽得懂他講的因果報應啊他力本願的思想。次郎最喜歡在金剛寺讓祖父牽著手看十一麵觀音像了，這並不是出於信仰之心和對美術品的觀賞之心，而是因為這尊後來與阿彌陀如來佛坐像一起被指定為重要文化遺產的平安時代的作品，能讓他想起回了娘家的母親，那副圓臉盤、那半睜半閉的眼神和微腫微厚的眼泡、那將中指輕輕抵至胸前的手形，都會在次郎心中喚起被母親抱在懷中的更幼年時的記憶。
次郎一直記得和五歲的阿房一起目送母親回娘家那天的事情。她是清太郎無法舍棄從經紀業向批發業發展的夢想那會兒從認識的商家娶過來的，當時年紀尚幼。自年輕時開始經紀業以來，由於清太郎人品出眾，麻線批發和銷售向農家訂購的麻織品的生意就很紅火了，可是沒多久，隨著和其他各國的貿易的活躍，物美價廉的棉織品大量湧入，情形便有些不妙，於是，清太郎漸漸脫離了商業，將重點轉向了農業。從這方麵講，把死了丈夫、自幼生長在富裕人家的兒媳送回娘家，也不失為良策。
母親回娘家的那天早晨，次郎的直覺告訴他，這將是一次長久的別離。雖然祖父母說母親隻是回去四五天，但直覺敏銳的次郎卻看出，那是他們在糊弄他。同時，他又感到，身為哥哥，在妹妹阿房麵前，自己的這個判斷是不能說出來的。兄妹在放置農具的倉房旁目送了母親的離去。時值初秋，後庭的雞冠花在朝陽中燃成一片火紅，菊花還沒有開，卻不知從哪裏飄來了金木犀的味道。母親提著小包袱走過的小路上，石蒜發了瘋似的盛開著，仿佛要用紅霞遮蓋住她的去路。也許是被人一直盯著背影有些不自在，她無數次地回過身，把手移到嘴邊，從遠處高喊：“快回去吧——”
此後，直到她和近江商人發祥地之一——五個莊的和服商小林金兵衛再婚的三年間，次郎和妹妹阿房都會在盂蘭盆節、歲末和春分秋分之類的日子，到五個莊的鬆前屋去看母親。鬆前屋就在東海道線能登川站旁邊。母親的娘家做海產批發生意，有次郎家三倍大，還有眾多雇工忙裏忙外，白底鑲黑十字接縫的生鐵牆壁的大倉庫就有三座。孩子們在這樣的家裏受到了款待。平素沒有沾過嘴邊的京都點心，讓阿房吃起來沒夠，而次郎的行為舉止，則不知不覺地像是在代表著楠家。看到母親在這樣的家裏比在六個莊自己家裏時還年輕快樂，次郎生出一種被出賣的感覺，便覺得母親爽朗的笑聲以及笑時以手掩口的動作都令人生厭。
吃夠了，玩膩了，次郎就把阿房留在母親那裏，自己去能登川車站看火車。站區內貨車轉軌調車，在次郎是很少見到的，他怎麼都看不夠。從鬆前屋走個五六分鍾，攀上護堤，就能從用舊枕木做的柵欄外麵一心一意不厭其煩地眺望到噴吐著蒸汽的火車頭、換路牌的作業和因扳道岔的操作而突然在眼前轟響震動的鐵軌。戴著卷有紅條子製服帽的站務員揮旗吹哨還叫聲連連的樣子，深深地吸引著次郎。這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與在金剛輪寺看到的曼陀羅展現出的世界全然不同。這都是在六個莊的家裏所沒有的東西，盡管他覺得接近它們或許有些危險，卻又正因如此才更加被它們吸引。在次郎幼小的心裏，比起受母親那令人頗感意外的青春模樣的傷害，還是看火車更有趣些。
次郎的祖父有一種振興家業的使命感。他也是幼年喪父，在日漸衰敗的家庭裏長大，以親身體驗知道了什麼叫做沒落。幕府末期，江戶有三十三萬多貧民需要救濟糧食，又發生了大火災，地方則農民暴動四起。就在這種境況之中，楠清太郎終於長到了可以加入村裏青年小組的年紀，他發誓絕不因貧窮而受辱，於是開始經商。動亂年代，危險倍增，生意的自由也大增。楠清太郎的父親猝死四年後，發生了席卷近畿一帶的“大鹽平八郎之亂”，所幸的是清太郎尚幼，未受到什麼衝擊，但大鹽之亂使得欲動用幕府權力大賺一筆的豪商失勢，他就開始了自己的經紀業：與近鄰的商家合夥，每天一大早就出去，拿著麻線挨村發給農家，求人家在家裏織製，估摸著快織好了，再回收了來，交給能登川和八幡的商家，一天下來，回到家裏往往都是大半夜了。
到了明治二十年代後期，清太郎曾打算讓兒子繼承戶主，專心從事農業，而自己則繼續做辛苦頗多的經紀業。可是，他又看好了東京的變化，拿定主意上了京。時代變化之快出人預料，他為此感到驚訝，也感到困惑。在懷著複雜心情回鄉的途中，順便在後來成為次郎母親再婚對象的遠親、資本家小林金兵衛家落腳時，接到了兒子患傷寒病危的電報。命運的突然襲擊，使清太郎進退維穀。農民最重要的就是繼承祖先的家業。決定結束經紀業，清太郎花了一些時間。很快，他決定，就像當初家人耐心等待自己長大一樣，自己也要等待孫子的長大，他要教育次郎，勤儉持家，專心務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