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1 / 2)

序一

深水靜流秋意真

——讀傅溪鵬先生的《深·秋》

丁曉原

知道傅溪鵬先生是在20世紀80年代。那時報告文學風生潮起,我對報告文學這一獨特的文體發生了興趣,開始了初步的研究。1989年,我寫了一篇評論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文字,寄給當時廣有影響的《報告文學》雜誌。過不多久,收到了編輯部的退稿信,告知刊物因為某種原因停辦了,署名是傅溪鵬。見到傅先生則一直遲至10多年後,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上。

傅溪鵬先生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報告文學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八九十年代是他創作的高峰期,出版了《斯韋思林杯上閃光的名字》、《藍色的成方圓》、《北京生命線》、《安得廣廈千萬間》、《傅溪鵬報告文學選集》等20多部作品,可謂著述等身。進入新的世紀,傅溪鵬先生更多地從事報告文學的組織、編選和評論等,即將出版的《深·秋》是他這一時段唯一的一部著述。《深·秋》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報告文學和散文隨筆,二是創作評論等。作品的內容似乎和《深·秋》的書名沒有多少關聯,我未曾問傅先生為何將這部著作如此命名,因人推想,望文生義,我想大約關乎作者寫作的人生時段,或許也表達了他寫作的某種取向。我讀《深·秋》,有一種深水靜流秋意真的感覺。

報告文學現在另成一格,但其與散文隨筆原為一體。在傅溪鵬先生這裏,這兩種體類都具有非虛構的品格屬性。《深·秋》所收作品大多寫於作者花甲之後,此一時段,寫作對於傅先生而言,已是一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自適的行為。有感而發,由心而出,無需遵命,不為名利,這樣作品也就多了質實自然的品格,繁華落盡,本色見美。報告文學是一種再現性的敘事製式,寫作更求取本真客觀。傅溪鵬先生的報告文學多為短章,篇幅稍長的《天安門城樓上的舉世交響——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布共和國成立現場與前夕大觀》,也僅有四萬多字。對於開國盛典的書寫,各類文字不少,傅溪鵬先生並不滿足於對已有材料的作集納鋪展,而盡可能推陳出新,特別是注意以新的曆史細節,豐富對這一重大題材的敘述。作品的價值不隻在於“大觀”,而更出於細微。“開國大典結束後,回到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齋的毛澤東主席,盡管疲勞了一天,但依然興奮不已,毫無睡意……不些時候,秘書送來了斯大林同誌的賀電,宣告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激動中,主席向秘書伸出手來。‘主席,有事嗎?’秘書怯怯地問道。‘握握手嘛!蘇聯第一個承認們我們,高興呀!’主席有趣地說。”這樣的細節既真實生動,又新鮮而多滋味。自覺的細節導入,增強了作品的敘事魅力,使這篇報告文學成為真正的“文學”的報告。《深·秋》中的報告文學大多為人物類報告文學,所寫人物有各色,退休的部長、駐美大使、設計師、畫家,也有殘疾人、大學生“村官”等,由作品的題目可見人物的事跡和精神品格,如《共和國部長與山裏娃們》、《女大校,大孝女》、《心海——記捐贈1000萬元的中國女畫家婁正剛》等,作者不僅注意再現人物外顯的言行,而且也能透視他們內隱的心靈世界。人物具有深信度,也有感動人心的力量。

《深·秋》中的散文多為作者的行旅記,《定邊的綠色希望》、《令人震撼的鄂爾多斯》、《漫步蒼岩山》、《陽澄湖散記》、《狼山‘看景’,濠河‘讀詩’》、《紅軍廣場》,遊蹤遍及北疆南國,屐痕處處,文字留影。作者記遊,善於提取特定地域風物人情的異質,凸現時代變遷中可人的新景。散文序列中,我更喜歡《第五章我愛我的母親》這樣的作品。作者自己也已過花甲,想起八十開外的母親,心中依然滿溢愛意的醇美。文字精簡,白描記事,主要敘寫阿母為“我”補中山裝和炒醃蘿卜幹的情景:中山裝是從城裏親戚那裏要來的舊的,“在她看來,穿上那中山裝,才說明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也給她臉上和我們家的門第增添了光彩。所以,對那件中山裝,阿母比我還寶貝,還愛惜百倍,隻要有一處磨破或者線頭有鬆斷,她便及時替我縫補,而且往往是在我脫下那件衣衫,進入甜蜜的夢鄉時,她才一針一線地向我傾注進她那深沉的母愛的!”“我”寄宿城裏讀書,每一個星期母親都要為“我”準備食用的東西:“阿母在跳動著的油燈下,先把醃蘿卜幹洗淨、切碎,然後放進鍋裏炒。我們山村極其缺油。平日很少點油鍋,炒點什麼時,都用一塊存放了好久用過不知多少次的豆腐幹大小的肥肉疙瘩,在黑黑的熱鍋裏那麼抹擦幾下,便算擱上油了。而阿母為我炒鹹菜時,每每總免不了要從一隻白瓷碗裏舀出一小調羹雞油放進鍋裏。雞油是過年過節宰母雞時熬煉留下來的,隻有在請客人吃飯時才用一點。阿母完全把我當貴客侍候了。”母愛更多的不是宏大敘事,而往往蘊含在尋常的生活瑣屑之中。如果不是具有深切的生命體驗,作者就不可能寫出這樣樸實真切感人的作品。散文雖然不需要像報告文學那樣恪守嚴格的非虛構,但它更需要真實真誠和真情真理。散文當然也可以大寫現實和曆史的重大題材,但邊角的生活質料恰好是它觀照人生風景,演繹生命圖式的一方“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