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了解之同情 2.《挽元化》
今天，2008年5月10日，忽得許紀霖兄自舊金山發來的沉痛急函，告知王元化先生已於北京時間5月9日22時40分在上海瑞金醫院逝世。並雲“他自去年秋天發現癌症擴散至肺部，住進醫院，前幾個月又擴散至腦部。一周前進入淺度昏迷狀態，最後與我們告別了。”又說“中國官方已經發了短訊，稱其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學者、原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後事如何安排，目前暫時不得而知。華東師範大學考慮為王先生舉行一個學術追思會。我目前正在美國訪問，13日回上海”等等。
雖然僅半個月前我因出席浙江省儒學會開幕式，中國美術學院舒傳曦教授和夫人唐玲女士約往杭州老龍井品茶，我們還談起元化先生的病情，知道已難以回天。但接此噩耗，痛惜之餘仍不勝驚詫。我無法接受元化會真的離去的事實。他是當今中國無論老輩還是小輩都難得一見的不停頓的思想者。他提倡的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對如今的學界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隻要和他見麵，他就會講出正在思考的新的思想。他是有才華的文學家，有思想的學者，也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
50年代胡風一案，他是受牽連者。長時間隔離審查，寫不完的交待。侮辱的語言，冷漠的目光。他想到了死。他沒有王靜安從清華園走到頤和園魚藻軒的自由，他選擇的方式是把他高貴的頭顱奮力撞到牆上。也許是文弱的身體缺乏足夠的力氣，更可能是慈悲的上帝不願接受他的請求。他活過來了。但嘴角歪斜，舌頭僵硬，語言含混不清。醫生診斷他得了心因性精神病。1959年才告結案，定為胡風分子，開除黨籍，行政降六級。知接下來的反右派、反右傾、城鄉社教、文藝整風，直到“文革”，元化都是以戴罪之身來艱難地跨越這“瀚海闌幹百丈冰”的。
他是太喜愛文學了，太鍾情學問了。學問和書籍使他在逆風千裏中獲得心靈的哪怕是片刻的安寧。境遇不好了，學問卻提升了。《文心雕龍》和黑格爾成了他的不離不棄的伴侶。他認識了精通中西學問的韋卓民，認識了新儒家的領軍人物熊十力。古典文學學者郭紹虞給他寫了嵇康的《贈兄秀才入軍詩》：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淩厲中原，顧盼生姿。
攜我好仇，載我錘車，南陵高阜，北屬清渠。
仰落驚鴻，俯引川魚，磐於遊田，其樂隻且。
後來這首詩一直掛在元化的書房裏。
當然，他的精神支撐力還來自他的美麗溫柔世家出身的妻子張可女士。元化被隔離的時候，張可帶著兒子前來探望而不得一見，兒子爬上高牆搖晃著試圖看到他的父親。當“文革”張可也受到衝擊，竟至於昏迷七天不能蘇醒，我們的元化隻能嬰兒般地放聲大哭而已。
元化的心碎了。
元化個體生命的舒張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他文章不斷，著作不斷。厚積厚發，理出自然。他還一度出位當了上海市的宣傳部長。也是最早的國務院學科組的成員。他南北東西有許許多多的朋友，天下無人不識君。但惟有學問才是他的精神歸屬，他像一個熱血青年那樣呼喊著“新啟蒙”。90年代以後他進入了反思反反思。他向大家介紹《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的學術經曆。
對學問他像老人一樣固執，對思想他像兒童一樣天真。無論何方人士學術上的一個小起色，都會引起他的注意。每次通電話，或出差上海趁便去看他，他都問起北京的幾位朋友，湯一介、孫長江、龐樸、李澤厚如何如何。我生也晚，不用說比元化，比湯、孫、龐、李也小去十有餘歲。但我們習慣地稱王元化先生為元化，加同誌加先生都覺得別扭。
元化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學術顧問，對刊物嗬護有加，每問必複。約稿他也盡量有所貢獻，並推薦文章給《中國文化》。第九期邵東方的文章，就是元化推薦發表的。他自己的文章有兩篇，一是第六期的《“逹巷黨人”和海外評注》，一是第十二期的《關於京劇和文化傳統的答問》。第十二期脫期很長，他說以後不給夢溪文章了。《中國文化》如今已正式交郵局發行，不會再脫期，元化知道當額首稱慰，隻是他已經永遠無法再給《中國文化》寫文章了。
90年代中期，他開始辦《學術集林》，旨趣與《中國文化》略同。每期編後都是他親手所寫。他像養護一個孩子一樣照料自己的刊物。我深知編後難寫，難在每期都不得不去添足。以至後來《中國文化》有幾期索性“無後”。1996年元月他寫給我的一信，頗及《集林》事，是對我賀歲函的回複。我和元化90年代的通信有多封，幾年前他征集，居然一時未能找到，後來搬新居，收拾囊篋，才顯露容顏。下麵我把此信抄錄出來，與友朋共攬，並以之見元化的學人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