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前小引
說來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我在哈佛做訪問學者，女作家木令耆一次邀為波士頓郊外遊，乘興來到她的美麗的湖濱居所。她書房裏的一幅字，引起了我的興趣。武漢大學世界史專家吳於廑先生的書法，一首《浣溪沙》詞，寫的是——
丹楓何處不愛霜，誰家庭院菊初黃，登高放眼看秋光。
每於幾微見世界，偶從木石覓文章，書生留得一分狂。
木令耆長期主編一本名叫《秋水》的刊物，故詞中第一二句楓霜、菊黃以及第三句的“秋光”等字樣，顯係喻指秋水主人的性格與愛好。下闋一、二句頗及女作家的職業特點，讚其作品以小見大，不離一個“情”字。因“木石”一語，用的是《紅樓夢》“木石因緣”的成典。最後一句“書生留得一分狂”，與其說是對書贈對象的期許，不如說是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一種期許。
這種期許並不高，隻希望我們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保留“一分”可愛的狂氣。是嗬，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許就不那麼合乎分際了。但如果連這“一分”也沒有，作家或知識分子的義涵就需要打折扣。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雖然他本人未必特別喜歡“狂”和“狷”，解釋本身卻是正麵的。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鄉願”，稱之為“德之賊也。”中行、狂、狷、鄉願的“四品取向”，“中行”最為孔子看重，但難以遇到，“鄉願”則是需要鄙棄者。所以孟子說：“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和“狷”的特點，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穩（“不得中行”、“中道”），隻不過一個急促躁進，希望盡快把事情辦好；一個拘泥迂闊，認為不一定什麼事情都辦。“狂”和“狷”都是有自己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的表現。
中國文化裏麵長期存在狂者精神的傳統。所以然者，由於中國很早就有健全的文官製度，有“處士橫議”的傳統，有“遊”的傳統，有“俠”的傳統，有自由文人的傳統，有浪漫的詩騷傳統，有繪畫的大寫意傳統，有書法的狂草傳統等等。這些人文藝事的固有性體都與“狂”有不解之緣。而儒家的聖人理想，道教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佛教禪宗的頓悟超越，又為狂者精神的構建供給了理念和學說的基礎。先秦的士狂，魏晉的誕狂，唐代的詩狂，明代的聖狂，是狂者精神在不同曆史段落的特異呈現。但清代以後，狂者精神已經逐漸消退。四十年的武力征伐（1644年入關到康熙二十二年評定三藩），百年的文字獄(順治十六年的莊廷龍修《明史》案到乾隆五十三年賀世盛的《篤國策》案，中間經過一百二十八年的時間)，知識人士欲言無聲，狂的社會條件沒有了，狂的心理基礎也不存在了。
晚清民國以來的現代化浪潮，也沒為士之能狂預留多少地盤。20世紀是中國泛科學主義的時代，而科學天生能夠止狂、製狂。雖然科學家本身也需要狂者精神，但科學以外的“一事能狂”者，在強勢的科學麵前，未免自慚無形。何況戰亂和流離，同樣是狂者精神的殺手。戰爭都瘋了，文化便失去了張揚個性的餘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後，除了個別高等學府偶爾能看到他們孤獨的身影，社會政治結構和文化秩序裏麵，已經沒有狂士得以生存的機會。辜鴻銘留著前清的辮子遊走於未名湖畔，黃侃在講堂上的“即興罵學”，劉文典當麵向總統爭奪教育獨立的禮儀稱謂，傅斯年因反對政府腐敗與委員長拍案相向，梁漱溟和領袖吵架，都不能看做是狂的本義的價值彰顯，隻不過是文明社會個人權利的一種正當表達而已。
20世紀50年代以後，知識人士的狂狷之氣，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洗澡”，特別是1957年近乎原罪的大洗禮，已消失殆盡。流行於文化社會人們耳熟能詳的口號，是知識分子喜歡翹尾巴，因而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有效方法，是教育他們無論如何不要翹尾巴。社會的眾僧則頓悟似的學會了從小就“夾著尾巴做人”。近三十年改革開放創立新局，知識人和文化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更闊大的空間，照說“狂”上一點兩點應無不可。但“狂”在今日，早已成為人所共知的負麵語詞，沒有誰願意跟這個等同於翹尾巴的不雅行為發生任何關聯。“狂”這個詞的本義正在失去記憶，人們習慣不聽不看不使用這個語詞。以《法門寺》裏的賈桂“站慣了不想坐”的名言為譬，恐擬於不倫，但不妨抽象取意，聊資閉目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