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黃河中遊五省決口，形成該世紀以來最大河患。湖北16縣亦遭水襲。8月25日四川藏縣大地震，一次性毀60多個村寨集鎮。
1934年，大旱14省。僅鄂湘蘇浙皖贛魯豫八省即有428縣受災。山西70餘縣、陝西40餘縣諸災並害。黃河出海口改道致三省遭淹。
1935年，全國21省水旱齊發，多災為害。湖北先旱後澇，7月初長江中遊暴雨成洪，荊江漢水高位超過1931年，兩湖被淹90餘縣，災民1100多萬，亡14萬餘人。山兩50餘縣及陝蒙川甘四省災情亦重。
1936年，湖北47縣、山西62縣遭旱、水、苞、蟲、風多災侵害。河南漳河決口，橫掃110縣，卜千萬饑民待賑。安徽大旱三年，災民700餘萬，人相食。
1937年，上年旱災省份災情仍發。
1938年，是年發生兩次人為巨災。一為6月9日黃河花園口炸堤阻寇，淹三省44縣市，受災人口1250萬，致89萬人喪生，泛區9年無收；11月12日焚滅長沙拒日，5萬餘棟房屋被毀，兩萬平民喪生，近30萬人無家可歸；湖北部分縣鄉被水。
1939年，海河流域大水，北平至保定水勢無邊，天津水浸月餘。河北京津災民526萬。鄂北再旱。黃河故道泛濫。
1940年，河南春荒，數十裏內，村無煙火，野絕行人。黃河中遊180縣以澇為主多災肆虐。湖北連續三年霍亂流行。鄂西北21縣發生回歸熱病，疫重之縣動輒死數萬人。
1941年，山東大旱經年，河流盡涸。陝西連旱兩年，是年又有63縣遭災。粵渝黑豫甘晉滇川台湘10省苦於水、旱、風、雹、蟲、凍、震、疫等多種災難，萬民苦饑。
1942年，中原發生十多年來最嚴重旱荒，餓殍遍野。人秋後冀中大澇，汪洋200裏。鄂西鄂北亢旱，災民70萬，沿江各縣又淫雨為災。陝皖贛粵四省水患為害175縣。
1943年，晉冀魯豫四省大旱延年。河南蝗蟲蔽日，兩年間死亡近300萬人，路斷人稀。山東赤地如沙，濟南、德州兩地有人肉上市。廣東天災癘疫，亡故50萬人以上。陝滇黔湘浙皖贛台，八省中290縣，飽經百災無可自救。
1944年，湖北30餘縣諸災驚人。
1945年，湖北春荒夏旱秋澇冬寒。8月28日公安縣長江大堤決口，沿江多縣重災。全國災情以旱為主，聯合國救濟總署查明：災區延區十八省，災民三千三百萬。山西20餘縣、青海10縣，全年顆粒無收。
1946年，全國水旱交乘，多災並發。僅河南湖南兩省合計災民4500萬。
1947年，春夏間多省重旱。僅晉冀兩省災民已達1300萬人以上。全國災情比上年無減弱趨勢。
1948年，湖北長江陡漲，山洪暴發，藥1931年以來最嚴重之水災，43縣盡淹，重災人口近500萬。湖南全省大澇，人畜漂流。全國災情水患至烈。
1949年，漢口出現80年來長江第4次最高水位。兩湖兩廣江流泛濫，四省皆洪。長江上遊岷江、沱江、嘉陵江漫溢為患。中國農民在抗洪救災的同時，於10月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真是饑寒交迫、水深火熱啊！整個近代史，全中國災荒連年苦難深重。爬梳湖北災情可知，上陳109年曆練，僅8個年頭，史料中未見鄂省災變記錄，其餘101年間，湖北民眾，始終掙紮於風雨雷電之中，飽經或洪濤或赤旱的蹂躪。這便是枝江百裏洲人近百年的生存環境了。
自然災害與社會政治的關係最為密切。階級鬥爭學說難以解釋這一切。當災害來臨時，自然之神並不會去分辨貧農或者地主鄉紳。在大自然的威懾麵前，不同的階級成員統統一樣嘴臉。災害可以顛覆天下，最惶然者反倒很可能是皇帝是統治階級也包括麵臨災民侵擾的地主們。災荒連年，鄉村凋敝，禮崩樂壞，盜賊蜂起，好人足以變厲鬼，的確比較容易開展階級鬥爭並奪取勝利。
因此說，研究曆史大戲中的編導和主角，不能離開背景和舞台。漢代董仲舒從天人感應說出發，大講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正是要說明，災害降臨，必然加深與激化社會矛盾，爆發更大的社會危機。反過來，奇災大禍不可化解，又必然是政治腐敗經濟凋敝的集中反映，國有災荒不可救治，也必然是社會內部危機重重的惡果。要麼是減災賑濟恢複秩序，重整河山國泰民安，要麼是防災乏力蔓延災情，政權動搖改朝換代，一切再慢慢循環從頭開始。
鄉村的農民們，隻要這光景還能過得去，他們就毫不吝惜自身的淳樸與善良，善的一麵總是頑強地壓製著惡的一麵，所以時常能聽到做了高官的人感歎道：中國老百姓，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啊！
偏偏就在晚清以後，民國以來，正是中國曆史上最頻繁、最嚴重的一段災荒史，據李文海先生的研究，近代社會109年，死亡萬人以上大災即達124次，這中間，死亡10萬人以上者28次，死亡50萬人以上者11次，死亡100萬人以上者6次，死亡1000萬人以上者兩次！夏明方先生對此分析後認為：這是幾千年來人類活動造成的環境破壞層累疊加的結果，又是大自然本身周期性變化的產物，它與當時國內的軍閥混戰、政治腐敗和外來侵略等等人禍糾結在一起，對民國社會的變遷和農民革命的演進，產生了廣泛、深遠而又極其現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