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聖瑪格莉特醫院附屬學院而言，法醫學專業——有時也稱醫事法律學專業——能夠擁有優秀的講師是件十分幸運的事情，因為在某些學校，教這門課的通常都是在其他學科混不下去的教師。可是在我們這裏，情況則大不一樣：擔任講師的約翰·艾文林·桑戴克先生，不但學識淵博、熱心助人，而且還是位稱職的教師：講起課來神采飛揚、激情澎湃；授課內容也豐富有趣，對於許多曾見諸於報端的著名案例，他都頗有研究；一切帶有法醫學意義的知識——不管是化學、物理學還是生物學，甚至是曆史學——哪怕隻是有著很細微的聯係，都會被他納入研究的範疇；至於他那些離奇古怪的親身經曆，則更是數不勝數。當他像這樣將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到對乏味的死亡議題的研究上時，他最拿手的一種講課方式就是，分析和評論報刊上登載的某些案例（當然了，他的講述總是兼顧合法性與著作權的）——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會一頭栽進一連串的、驚世駭俗的事件中去，讓我的生活也跟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剛剛結束的一堂課，討論的是有關生存者財產權的問題，內容有點枯燥。大部分學生都已離開了教室，那些留下來的則聚到講台前，圍著那位倚在桌邊、手上夾著粉筆，在黑板上寫下授課重點的桑戴克博士，聚精會神地聽他以閑聊的方式隨性發表的評論。
“有關生存者財產權的問題，”他就一個學生提出的問題作著解釋，“一般出現在當事人的屍體被發現，或者能夠判定其死亡時間——大概能得出其死亡時間的案子裏。可是如果當事人的屍體沒有被發現，而必須依靠旁證加以判定其死亡事實時，問題就出現了。
“當然了，這個時候的關鍵點就落在如何確定當事人是在什麼時候咽氣的。而要弄清楚這一問題，很多時候就要靠一些十分細瑣且不易被發覺的線索來加以佐證。比如，像今天報紙上刊登的一則新聞就剛好能夠說明這一問題：一位紳士神秘失蹤了。在此之前，最後一個看到他的人，是他曾拜訪過的一位親戚家的女仆。好了，假如這位紳士到此就不再露麵了——不管是活著還是已經死了——那麼，除了要弄清楚他活著的最後時刻外，還要注意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當他去拜訪那位親戚的時候，身上是否佩戴了珠寶首飾？”
他停了下來，盯著手中的粉筆，好像在思索著什麼問題。突然，仿佛又察覺到了我們熱切的好奇，繼續說道：
“可以說，這起案件十分蹊蹺，甚至是異常複雜的。倘若一定要訴諸法律的話，恐怕會非常難辦。這位失蹤的紳士——約翰·伯林漢先生，在考古界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前不久他從埃及回到國內，並帶回了一批異常珍貴的文物，還將一部分——包括一具非常貴重的木乃伊和一整套的陪葬品——捐給了大英博物館，目前尚在展出。辦理完捐贈手續後，他好像就準備到巴黎談生意。不過在他動身前往巴黎的時候，那批陪葬品還沒有運抵國門，而那具木乃伊則已經被送到了伯林漢先生的家。10月14日那天，大英博物館的諾巴瑞博士在伯林漢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師麵前對木乃伊進行了仔細地檢查。這名律師已經獲得授權，當那批陪葬品抵達後，他要將它們轉交給大英博物館；這樣任務就算完成了。
“據說他在11月23日從巴黎回來，然後直接趕到了住在查令十字路的親戚家，一位單身住在艾爾森的赫伯特先生那兒。他在下午5點20分到達那裏，但此時赫伯特先生還在回家的路上，而且他要在5點45分才會到達。因此他便向仆人介紹自己，並且說他想在書房等赫伯特先生回來，順便再寫幾封信。於是女仆便將他帶進書房，還為他準備好了紙和筆，然後就離開了。
“5點45分，赫伯特先生回來了。他用彈簧鎖鑰匙把大門打開，女仆還沒來得及向他通報說有客人，他就徑直走進了書房，並且順手把門關上了。
“6點整，晚餐鈴響了，赫伯特先生獨自一人走進餐廳。當他看到餐桌上擺著兩人用的餐具時，女仆解釋道：
“‘我還以為伯林漢先生會留下和你共進晚餐呢，先生。’
“‘伯林漢先生？’赫伯特先生驚愕地大叫，‘他來過嗎？我怎麼不知道他來了，你為什麼沒向我通報？’
“‘但是我以為他同你一起在書房裏呀，先生！’女仆委屈地說。
“然後，他們找遍了整個書房，卻沒發現半個人影。難道伯林漢先生就這樣消失了？更加奇怪的是，這名女仆十分肯定地說伯林漢先生沒有走出大門，因為她和廚子都不認識這位約翰·伯林漢先生，而且當時她一直在廚房裏——從那兒可以看清前門的情況，偶爾她會到隔著走廊、書房對麵的餐室裏。書房裏有一扇漂亮的落地窗，外麵是塊小草坪，旁邊有一道通往小巷的邊門，伯林漢先生沒準就是從這條偏僻的小路離開的。不管怎樣，結論就是：他不在屋裏，也沒有人看見他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