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馬史詩的開場白說：“神祇編織不幸，以便人類的後代歌唱。”法國詩人馬拉美則有較拗口的名言：“世界的存在為了一本書。”（或譯作“一切都裝進了一本書裏”）假如不妨讓這種謬論成立的話，我們可以移用：元大都的存在是為了一本書，為了被載入史冊，為了被寫進《馬可?波羅遊記》——在全世界範圍流傳。元大都的存在是為了一個人，這個人並非忽必烈汗，而是馬可?波羅。馬可?波羅總會來的。命中注定，他將把這一切寫進書裏，將使元大都換一種形式存在——成為紙上的城市。
馬可?波羅仿佛虛構了一座城市。當時的歐洲人絲毫不相信其真實性，他們隻把《馬可?波羅遊記》當作《一千零一夜》來看待，而作者本人也被視為騙子或吹牛大王的化身。但假如沒有馬可?波羅的記載，元大都將變得更加虛無，它將徹底地消散在空氣中。
忽必烈曾重用以阿合馬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團。阿合馬是個大貪官（與清代的和珅相類似），倚仗大汗的寵信獨攬尚書省、中書省大權二十餘年，聚斂了無數財物。他擁有妾室四百餘位、兒子四十多個，皆安插在重要崗位——其子忽辛甚至擔任大都路都總管（相當於北京市市長）。阿合馬父子貪貨枉殺，製造了數不清的冤假錯案，連皇太子真金都看不下去了。
至元十八年（1282年），忽必烈與太子真金去上都，阿合馬留守大都。有個叫王著的千戶率領鐵杆哥兒們偽裝成太子，乘著夜色謊稱太子歸來，讓阿合馬迎接。阿合馬趕過去，假太子大聲責怪他來遲了，王著乘機砍下了他的腦袋。隨即禁衛軍聞訊包圍了現場，王著等人束手就擒。後來，王著被處死，在刑場上他高呼：“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犚烊氈賾形我書其事者。”
烈士的預言並沒有落空，他刺殺奸臣的事跡，出現在《馬可?波羅遊記》裏。這一事變發生時，馬可?波羅恰巧在元大都。看來他對阿合馬也沒什麼好感，使用了辛辣的筆法：“在阿合馬死了之後，根據事實表現，是他用巫術控製了大汗，贏得了大汗的信任。大汗對他言聽計從，所以他肆意橫行，不可一世。”王著誅殺阿合馬，大都士眾無不拍手稱快。忽必烈也改變態度，下令追查阿合馬父子的罪行，沒收其財產，納入國庫中，並且掘墓剖棺，戮其屍於城門外。
馬可?波羅描寫阿合馬事件時，有點像戰地記者——他身臨其境地搶到了當時的頭條新聞。他所做的一切，仿佛是在應和刺客王著赴死前的呼喚。王著在九泉之下終於等到了自己所期望的那個人，但王著絕對想不到他居然是個外國人。
忽必烈在馬可?波羅筆下最生動的細節是對各種形式的賭博活動的反感與禁止。他向喜好賭博的臣民們怒吼：“我以武力征服了你們，你們的一切理當為我所有。你們如若賭博，那就是在糟蹋我的財產！”他居然比那些賭輸了的人還要心疼。由此可見，忽必烈已把整個江山都當作自己私有的特大號錢包，不允許別人亂花。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建國號元，同時下詔定都燕京，稱大都。元朝的版圖北達北冰洋，東臨日本海，西逾蔥嶺，南接交趾（越南）——可謂空前絕後的大帝國。而大都恰巧屬於腹地。忽必烈身上自然有開天辟地、降龍伏虎之霸氣。大都對於他而言，是禦輦之所在，坐鎮其中，可以雄視天圓地方、山清水秀：“居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很講究這種君臨天下的自我感覺：“不論大汗坐在哪一殿堂之上，總要依照一定的慣例。他的桌子安放得比別人的高出一大截。他坐的位置是在大廳的北端，麵孔朝南，他的正妻坐在左首。右側坐著他的兒子和侄兒們，在座的也有其他皇室成員。這些人隻是坐得更低，低到他們的頭與大汗的腳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其他一些王侯們坐在更低一些的桌子旁。大汗的侄兒們的夫人和其他一些女眷坐在大汗右側較低的桌旁，再下麵便是王侯武士們的女眷，每人都坐在大汗為他們指定的位置。這樣設置桌子，是為了皇上能夠看到所有的在座者，看到每個人……”
馬可?波羅抵達元大都時，剛剛二十歲出頭，他有幸成為元帝國的黃金時代的目擊者。“在元旦這天，大汗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國中擁有封土或掌有大權的官員紛紛向大汗進貢金銀、寶石等珍貴禮物，並且配上白布，意思是祝大汗萬壽無疆，並且擁有更多的財富……大汗在這一日所收的馬不下十萬匹。大汗擁有的五千頭象在這一日全都披上金銀線繡成鳥獸圖案的富麗堂皇的象衣，排成隊伍……”十萬匹馬、五千頭象——難怪馬可?波羅的同胞們要把他寫的遊記視為“天方夜譚”哩。那隻能說明，他們沒有馬可?波羅的眼福。據說馬可?波羅臨死前，神父代表教會要他懺悔，承認所寫遊記是謊言。而馬可?波羅淚如雨下：“上帝知道犖宜說的連我看到的一半都不到呢！”馬可?波羅的所有描述，都是為了強調：忽必烈汗配得上“眾王之王”的稱號，就所統治的人民的眾多、幅員的遼闊、收入的巨大而言，他已超過世界上過去和現在的一切君王；而且從沒有哪個君主具有他那樣的權威，獲得他所統治人民的絕對服從。至於元大都，應該算“眾城之城”了。它不僅是最大的政治、軍事、外交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商會”。
就像羅馬帝國的滅亡一樣突然，功高蓋世、富甲一方的元大都很快消失了。忽必烈汗，這東方的愷撒，也無法保佑子孫萬代皆能順利繼承自己的遺產。
元朝的末代皇帝逃出大都時是很狼狽的。他回到草原，回到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發祥地，重新成為一個逐水草而居的遊牧者。大都在其心目中，如同一個吹彈已破的夢。假若他有可能讀到西方傳抄的《馬可?波羅遊記》的話，會覺得此書是對自身破落命運絕妙的諷刺：偌大的帝國，居然眼睜睜瞧著在自己手中破產了！
據說至元十九年（1283年），忽必烈下令在菜市口（今交道口）刑場處決南宋宰相文天祥，怕大都市民造反、舉火燃城，特意將城垣上覆蓋的草席全部撤下來，以免引火——考慮得可真夠周到的。那場被嚴加預防的火災未能及時發生，但並未根絕——隻不過推遲了，推遲到八十五年後（1368年），終於燃起，一發而不可收。元大都就這樣毀於複仇之劍。慷慨就義於菜市口的文丞相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