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C同樣能夠為成員從外部尋求資金支持提供幫助。GPC的互助策略幫助南非慈善家HyltonAppelbaum在他的家鄉憑借與Flora家族基金會——一所Hewlett基金會的分支機構的關係與一家銀行和一家保險公司簽約，使之成為其合夥讚助人並為其提供資助款和谘詢意見。他致力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教育和健康事業。從2002年開始，Appelbaum的基金會製作了在很多非洲國家播放的英語、數學和金融教育電視節目，2003年開始播放的健康節目還包括了針對醫務工作者的互聯網視頻，給他們提供最新的關於艾滋病預防的建議。這一項目還在候診室播放視頻節目，介紹進行艾滋病檢查的必要性。自從這個項目開始以來，自願接受檢查的比例上升了25%還多。
佩吉其實自1987年就開始了她的第一個非營利項目，那時她創立了希奈戈基金會（Synergos Institute），即GPC的主機構。這個谘詢機構致力於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問題，以及將各個發展中國家的非營利組織與大公司和政治家聯係起來。希奈戈基金會比洛克菲勒家族基金會要早一些，佩吉通過這個機構找到了一條把營利機構也吸納進來的途徑，而這是很多非營利組織所盡量避免的。
利用洛克菲勒的名聲來吸引注意力，是佩吉在早期竭力回避的事情。在她20多歲的時候，因為一位記者懸賞找出在巴西（她當時在那裏做誌願者）定居的洛克菲勒家族成員，她改了自己中間的名字。但是以後，在20世紀80年代，她參加了一個反種族隔離的活動家和非國大前主席坦博組織的會議。她計劃在南非大使館前示威來支持坦博的事業，而坦博卻建議她利用她的關係和名聲來做更多的好事。
一個星期後，佩吉做到了這一點。她的父親邀請她一起去巴黎與強生公司總裁用早餐。但是佩吉已經與另一位反種族隔離運動的一位領導人約好見麵。於是她決定大家一起吃飯。她說，強生原本有取消在南非的投資計劃，這次談話，使強生公司加快了中止投資的步伐。此刻她意識到，龐大的家族網是她“所擁有的不尋常的附加價值。”
GPC是一個希奈戈內小規模的項目，它側重連接個人而非團體。自從2001年成立以來，一半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他們大多采取連接個人層麵關係的策略，而不是為專門的項目籌款。比爾克林頓的網絡，即克林頓全球基金會（the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就是其中最負盛名的一個，並且它把這種模式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克林頓全球基金會在其年會中進行了一係列新聞發布，佩吉則想法使她網絡中的成員能夠參加隻有受到邀請才能去的這個活動裏。這項活動吸引了1300多商界人士、政客、慈善家、歌星、影星以及媒體人。很多GPC會員大表決心之後，在台上排隊和這位前總統握手、合影。沒有表決心的捐贈者明年將不再被邀請。
相反，GPC的年會是一個不能隨意向客人募款的場合，向客人募款是很不合時宜的。因此，佩吉一撥人不大製造可能帶來頭條新聞的東西。相反，他們提供一對一的服務，打開了突破性之路。GPC並未介紹大多數成員的項目，這使其成就很難衡量。
同樣，評估GPC的實質內容和做事風格之間的確切平衡點也很難。是不是它的成員們在與某某人交談後就會成為更有效率的慈善家呢？當然，在拜會了南非的曼德拉之後，他們可能更有激情，而在與墨西哥前總統福克斯或者菲律賓總統阿羅約交談之後，他們思考問題可能更有戰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