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朝的天空
這應該是上個世紀70年代，或者還要早一點，兩位國外學者談起中國的事了。
日本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在一次聚會上，與英國的曆史學家湯因比，興致勃勃地談起了華夏文明。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動家，忽發奇想，問這位專門研究東西方文明發展、交流、碰撞、互動的英國學者：“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
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我會選擇唐代。”
“那麼——”池田大作試探地問：“你首選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長安了。”
中世紀的長安，作為唐朝的首都，幅員廣闊，人口稠密，商業發達，文化鼎盛，是公元9世紀前全球頂尖級的都市，堪與古羅馬帝國的大羅馬地區媲美。現在的省會西安，不過是在原來皇城及部分宮殿基礎上建起來的小而又小的新城，與當年龐大的長安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蒼穹，很難想象當年那近一百平方公裏的唐朝都城的天空，該是何等的氣勢。
1924年，魯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為了這個天空。他一直有個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主人公是楊貴妃，因此，他來到故事發生的背景地，無非實地考察一下，尋找一點感覺。這種做法，在當今先鋒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為了，他們一定會大搖其頭，麵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這個說法，是魯迅30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來的。他說：“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生活之樹，有時也不常綠。不看倒好，一看，結果卻大失所望。
此長安已非彼長安了。在唐以前，這裏曾是西周、秦、西漢、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其中還包括黃巢的大齊等十一朝定為國都的城市，時間長達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個比黃巢更殘忍的朱全忠，“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資治通鑒·唐紀八十》），經過這次徹底破壞以後，如劉禹錫詩雲“金陵王氣黯然收”，長安風水盡矣！嗣後，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順，沒有一個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這裏建都立國，作長治久安之計。所以，魯迅以為來到這個以羊肉泡饃和秦腔聞名的西安，就能夠看到大唐鼎盛時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勞往返了。
魯迅此次訪陝，看過秦腔，買過拓片，有沒有吃過羊肉泡饃，不得而知。但這些離唐朝太遠的事物，大概無助於他的創作。於是，那部長篇小說《楊貴妃》，遂胎死腹中，成為現代文學之憾。
不過，唐朝終究是偉大的唐朝。英國的湯因比，如果讓他再活一次，竟願舍棄倫敦而就長安；從來不作長篇小說的魯迅，卻要為唐朝的楊貴妃立傳，還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尋找唐朝的天空。我一直忖度，應該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考量兩位智者對於那個偉大朝代的認知，從而覺得他們的想法，屬於“匪夷所思”之類。看來，這個朝代，這座城市，不僅在中國曆史，甚至在全人類曆史上，也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
在中世紀，自河洛地區、關中地區，以及長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國，由絲綢之路貫穿起來的廣袤地區，由漢至唐，數百年間，中土與邊陲，域外與更遠的國族之間，沒斷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金戈鐵馬，狼煙鳴鏑。即使到了隋末唐初的公元7世紀，李世民開始他的貞觀之治的時候，據錢穆《國史大綱》：“自隋大業七年至唐貞觀二年，前後十八年，群雄紛起者至百三十餘人，擁眾十五萬以上者，多達五十餘，民間殘破已極。”但是，應該看到，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無論怎樣鐵蹄千裏，怎樣傾國來犯，其實，倒是某種意義上的“綠色”戰爭，相當程度上的“環保”戰爭，對人類居住環境的危害，不是那麼嚴重。甚至不如現在一個縣城裏的小化肥、小造紙、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繼續種莊稼。所以，地照樣綠，水照樣清，空氣照樣清新，天空照樣明亮。
中古時期，由於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於正常狀態，因此，曆經戰亂的古都，由於“八水繞長安”的大氣環境，能夠保持空氣濕潤、林木蒼翠、鳥語花香、鬱鬱蔥蔥的氛圍。所以，才有可能出現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場景。
雖然，詩的後兩句“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似乎有點悲涼，那也隻是我們讀者的感受，當事人就未必了。實際上，元二出了陽關，到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別看氣候幹旱，人煙稀少，沙塵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向往的一個去處。
第一，當時的漢民族，還不那麼深受禮教的束縛，敢於向往自由，能夠追求率性，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第二，當時的少數民族，尚武少文，更為放蕩放肆，感情強烈。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會在那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遝的帳篷中、毳屋裏，生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嗎？光那些達阪城的姑娘，就夠他眼睛忙不過來了。
由於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裏，大量攙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這種種族的交融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