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春秋序
《春秋左氏傳》序○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雲：“春秋序”，或雲“左氏傳序”，或雲“春秋經傳集解序”，或雲“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雲“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雲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雲：“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夏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dafa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後為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總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雲：“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雲：“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鹹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事之書名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雲“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雲“教之以《春秋》”。《禮·坊記》雲：“《魯春秋》記晉喪曰‘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魯史，言脩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係日。○係，工帝反。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別，彼列反。
[疏]“記事”至“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係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係日；月統日，故以日係月；時統月，故以月係時；年統時，故以時係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之類，是事之所係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係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係月，月必係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係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醜，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複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粗，合其同異，量事而製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曆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係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係，不言係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雲：“容成造曆，大橈作甲子。”宋忠注雲：“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也。”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係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係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以月係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係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雲：“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錯，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係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遍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孝經》雲：“《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雲：“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雲：“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雲：“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巳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為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為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為言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揪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曆誌》雲：“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太也。秋，即由反也，物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雲：“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雲：“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為華葉。賈逵雲“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雲“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誌。諸侯亦各有國史。
[疏]“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禦史中士八人”。雖複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誌。”《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誌，掌達書名於四方。”今杜氏序雲“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總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雲“掌邦國之誌”。內史雖雲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雲“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雲“達四方之誌”，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雲“掌四方之誌，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誌”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誌，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雲“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誌”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遍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誌》雲：“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雲：“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禁止)，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誌》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策，本又作“冊”，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簡牘而已。○牘，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雲“簡謂之畢”，郭璞雲“今簡劄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製，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雲“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劄、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劄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雲“《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雲：“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弑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眾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雲“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眾記。故隱十一年注雲“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製”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雲“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複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孟子》，書名。姓孟，名軻，字子輿，鄹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檮，徒刀反。杌，五忽反。檮杌，四凶之一。杜雲“頑凶無儔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一雲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雲：“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雲：“‘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雲“其實一也”。序發首雲“‘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為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雲“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雲“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盡，津忍反，後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王，於況反，又如字。
[疏]“韓宣”至“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雲此。○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諡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製，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製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雲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係辭》雲《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鄭眾、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疏]“韓子”至“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並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雲“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雲“不書於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製禮作樂，周公所為，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製，故下句每雲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製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製者，以聖人所為，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為光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為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製，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諸所記注，○注，張住反，字或作“註”。多違舊章。
[疏]“周德”至“舊章”。○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眾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雲：“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於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醜；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巳脩改，不可複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誌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製，下以明將來之法。
[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並製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為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誌”謂記識。考其真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誌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製，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製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雲“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製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