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在我寫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以前（這已經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的事情了），我並沒想過要寫一部關於音樂學方麵的著作。當時，我正處在一個苦難騷亂的時期，深陷那場既可毀滅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風雨之中。無奈之下我逃了出來，離開了巴黎。
我來到童年夥伴的身邊，暫避了十天。而這個可以庇護我的人，就是那個在人生的戰鬥中，曾多次給我力量，支持過我的人——貝多芬。當我來到貝多芬的故鄉波恩時，我在那裏重新尋覓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往日的老朋友們。在科布倫茲，我從韋格勒夫婦孫子的身上，似乎又見到了他們夫妻倆的影子。在美因茲，我聽了一場由維恩加特納[1]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樂演奏會，後來我有機會與他單獨相對。我們在潮濕灰暗的四月，漫步於霧氣彌漫的萊茵河畔。我們傾訴心曲，而我竟完完全全地被他那種痛苦、勇氣、歡樂與悲哀所感染。我跪倒在地，他卻用他那強有力的手將我扶起，並且為我的新作《約翰·克利斯朵夫》洗禮。在他的祝福下，我又勇敢地踏上返回巴黎的路。此時的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我與人生重新締約，並為上帝演唱了一首痊愈者的感恩曲。而這支感恩曲正是這本短小的書。它最初由《巴黎雜誌》發表，後由貝璣[2]再版。我絲毫沒想到這本小書會從一個狹小的友人圈裏傳出來。然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
很抱歉，我在這裏贅述了這些枝節。可是現在有一些人會從這支頌歌中尋找按照嚴格的史學方法創作的著作，所以我應該對此給予回答。有些時候，我會充當一個史學家。我在幾部書中對音樂學盡到了一定的義務，諸如在《亨德爾》和有關歌劇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貝多芬傳》絕非是為了學術研究而創作的，它是唱給受傷的心靈、窒息的心靈的一支鼓勵的歌。它複蘇了，它振作了，而且它感謝救世主。有一點我很清楚，這個救世主被我改頭換麵了，但所有的信仰與愛情的行為都是如此。我的《貝多芬傳》就是這種行為。
本書出版以後，人們爭相購買，使它交上了好運，這是出人意料的。因為那時候的法國，有數百萬理想主義者被壓迫，他們急切盼望著一個解放的呐喊。而他們卻從貝多芬的音樂裏聽到了它，於是紛紛找到他，懇求他。所有在那個時代幸存下來的人們，誰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這些音樂會就像是彌撒禱告時演唱著“天主羔羊”[3]的教堂那樣受歡迎。沒有人會忘記那些注視著祭獻，並被啟示之光芒照耀著的痛苦不堪的臉龐！今天活著的人們與昨日的人們相距甚遠。（但他們是否會與明日的人們靠得更近一些？）在二十世紀頭幾年的這一代人中，不知有多少隊列被一掃而光：戰爭就是一個深淵，他們和他們最優秀的兒子都消失在這個深淵之中了。隻有我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依稀保存著他們的形象。它出自一個孤獨者之手，竟毫無知覺地與他們相仿。而他們已從中認出了自己。
不幾天工夫，這本由一個無名者寫的小冊子，已經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書店裏走了出來，在讀者手中流傳開來。於是，它就不再是屬於我的了。
我把這本小書重新讀了一遍。盡管它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但是我也不想再做什麼改動了。因為它應該保留它的原始模樣，以及偉大一代的神聖形象。在貝多芬百年祭之際，我不僅要緬懷這一代，也要頌揚這位偉大的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貝多芬，紀念這位教會我們如何生、如何死的人。
羅曼·羅蘭
192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