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的這一段話，包含著深刻的內容。它首先是向我們揭示了在戰爭雙方的力量較量中，存在著敵方與己方、可勝與不可勝、先為與後為、為與不為等諸多對立的方麵。要使自己成為“勝兵”而不是“敗兵”，孫武的“先為不可勝”謀略強調了三個原則：
第一，把握不敗給敵方的條件，以保存己方實力。這就要求己方不僅是“為”，而且要“先為”，並且一定要“為”到“不可勝”的程度，能經得起敵方的任何進攻。
第二，要待時而動戰勝敵人。在孫武看來，“先為不可勝”的目的在於，“以待敵之可勝。”而“不可勝在己”，增強軍事實力關鍵靠自己；“可勝在敵”，要戰勝敵人則要看敵人是否有導致失敗的因素。
第三，預測戰勝敵人的時機而不蠻幹。在孫子看來，自己“為”到了“不可勝”的程度，隻是具備了戰勝敵人的主觀條件，要把戰勝敵人變成事實，“以待敵之可勝”即預測、捕捉、等待擊敗敵人的戰機絕不容忽視。因此，即使達到了“不可勝”的優勢，也不要貿然發起進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孫武說“勝可知而不可為”。
以上三條原則，體現了孫武保持不敗、等待機遇、轉換戰機的勝負觀，是對戰爭規律的總結，即使在今天高技術戰爭條件下，依然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1812年6月，拿破侖統率60萬大軍，對俄國不宣而戰。當時俄國前線部隊隻有13萬人，難以抵禦法軍強有力的攻勢。俄軍統帥庫圖佐夫麵對強敵，決定采用“先為不可勝”的作戰方略，先大步後撤，保持自己不敗，再待機破敵。
庫圖佐夫在指揮俄軍向東退卻時，沿途實行堅壁清野，使法軍得不到糧食和戰備物資。同時又派出小股部隊不停襲擾法軍後側和交通線，以疲憊法軍。
俄軍退至博羅季諾地區，庫圖佐夫見這裏地形有利，決定在此與法軍進行交戰。他命令俄軍搶占有利地形，以逸待勞。長驅直入的法軍在此遭俄軍迎頭痛擊，猝不及防，傷亡5萬餘人。
重創法軍後，庫圖佐夫仔細分析了形勢，認為此戰雖勝，但法軍從人數到裝備仍處於優勢，拿破侖也對俄軍重視起來，俄軍反攻的時機尚未成熟，於是主動放棄了博羅季諾地區和首都莫斯科。臨走之前，庫圖佐夫將來不及運走的糧食和軍用物資全部燒毀，使莫斯科成為一座空城。
打了勝仗還撤兵，當時的許多俄軍將領都覺得不可思議。事實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法軍占領莫斯科後，一無所獲，加上嚴寒的冬天，法軍供給奇缺，疾病流行，處境艱難。拿破侖欲進不能，欲守不成，被迫撤軍。
精疲力竭、饑餓交加的法軍此時已鬥誌全無，聽到撤軍的命令後，便競相後退，秩序混亂。
庫圖佐夫見法軍如潮後退，抓住戰機，組織反攻，大敗法軍，收複了全部國土。等到拿破侖逃回巴黎時，數十萬的軍隊隻剩幾千人了。
俄軍以劣勝優，打敗入侵的法軍，首先是庫圖佐夫采用了誘敵深入、避敵鋒芒的戰略，待法軍師乏兵疲之機，再進行反攻。這是在不具備先機製敵條件下運用“先為不可勝”謀略而取勝的典型戰例。
首先創造條件，使自己不被對手所戰勝的思想，不僅能運用於軍事行動，也可運用到其他領域。
詹姆斯·布坎南是第十五任美國總統，年輕時曾是名律師。一次，一位當事人與人爭吵，在盛怒下說了一些過激的話。對方控告他威脅他人生命。由於原告掌握了確鑿證據，而被告在法庭上又很難辨清被告的話是否有不良動機，處於不利地位。布坎南沒有糾纏於爭吵中的細枝末節，而是不動聲色詢問原告：“先生，假如你是一位膽量稍微大一點的人，你會在意我當事人過激的言辭嗎？”
“我像任何一個勇敢的人一樣無所畏懼。”原告答道。
布坎南設下圈套：“那麼，我的當事人威脅你時你也不會畏懼吧？”
“不會的，先生。”
“你不怕他嗎？”
“是的，我不怕。”
“那麼，你還指控什麼呢？我提議駁回原告的控告。”法庭即刻了結了此案。布坎南在這裏運用了“先為不可勝”的謀略。起初原告以威脅他人生命起訴，言之鑿鑿。布坎南避其鋒芒，不去與他論理，辯解當事人是在什麼情況下說那些話的，因為這一點難以解釋清楚。這就創造了不被論敵胡攪蠻纏的條件。接著提出假設，如果是個膽量大一點的人，就不會在意別人的言辭“攻擊”。
原告聽明白了布坎南是在暗示他是個懦夫，大庭廣眾之下他不願受此“羞辱”，於是竭力表白自己是一個勇敢者，這正步入了布坎南設下的圈套。等原告一再聲明自己不怕任何威脅時，戰機出現了。因為既然你不怕威脅，又何必控告別人呢？布坎南機智地抓住了論敵的漏洞，果斷地予以回擊。在嚴密的邏輯推理下，將對手徹底擊敗。勝於易勝
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孫子說：“預見勝利不超過一般人的見識，算不上最高明；通過激烈交戰而取得勝利，世人普遍稱讚，也不能算是最高明的。這就像舉起秋毫算不上大力士，看得清日月算不上明眼人，聽得見雷響算不上耳聰一樣。古代所謂善於打仗者，都是指那些在容易取勝的條件下戰勝敵人的人。所以，那時善於打仗的人雖打了勝仗，卻沒有智謀的名聲，也沒有勇猛的武功，所以他們取勝又不出現任何差錯，原因在於措施是放在必勝的基礎上的，是戰勝那些已處於失敗地位的敵人。”
孫子在《軍形篇》中對於戰爭中的攻防與勝負曾作過精彩的論述：采取防禦能保存自己，但要取勝還要看怎樣戰勝敵人，即“可勝在敵”。防禦隻是自保的作戰形式，要取勝就要進攻，所謂“可勝者攻也”。那麼，怎麼進攻呢？孫子在此提出了“勝於易勝”的觀點。他說，能正確預見到戰爭的勝利，能夠打勝仗，這當然也是好的，但不能算最好的。孫子心目中的“善戰者”，是“勝於易勝”。就是說，要對容易取勝的敵人和在敵人容易被戰勝的時刻取勝，也就是說，要在完全有把握取得“全勝”的情況下取勝，才真正是“善戰者”。
勝於難勝，其智易彰，其名易揚，也容易得到世人的喝彩。但孫子的見解卻高人一籌。他認為“無智名，無勇功”的“勝於易勝”才是善戰者，才是應該倡導的。因為這樣的“善戰者”，事先已有周密的考慮，正確的判斷，妥善的部署，正確的措施，所以他的勝利看起來容易，其實這種表麵未見智勇的易勝者，恰恰是智勇超群，是大智大勇。
1947年3月，蔣介石調集胡宗南集團共34個旅25萬人，向我陝甘寧邊區發動重點進攻，企圖消滅我中央機關和西北野戰軍。
當時，我軍隻有2萬餘人，麵對強敵，我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的指揮下，采用“蘑菇戰術”，使敵疲於奔命，我軍再集中兵力，“勝於易勝”，各個殲滅。
首戰青化砭。我軍先以一個營的兵力誘敵北上安塞，等敵主力向安塞追擊後，我軍集中6個旅在青化砭設下包圍圈，僅用一個多小時，將敵三十一旅殲滅。
次戰羊馬河。胡宗南發現三十一旅被殲，急忙令敵軍主力由安塞掉頭東進。我軍主力向西轉移至蟠龍休整，僅以一個旅兵力牽製敵人在陝北高原兜圈子，15天內武裝遊行200公裏，把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我軍見戰機來臨，以兩個旅阻敵9個旅，集中4個旅的兵力，在羊馬河一帶將敵第一三五旅一舉圍殲。
三戰蟠龍鎮。羊馬河之戰後，胡宗南誤以為我軍準備東渡黃河，率軍北犯綏德。我軍又以小部分兵力誘敵北進，乘蟠龍守敵孤立無援之時，集中4個旅圍攻蟠龍，全殲守敵第一六七旅。
陝北“三戰三捷”。麵對數倍於己的敵軍，我軍采用聲東擊西戰術，巧妙調動敵人，然後集中兵力，勝於易勝者，在局部上各個擊破，共殲敵14萬餘人，粉碎了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重點進攻。這次勝利還告訴我們，在運用“勝於易勝”謀略時，要把握兩點。一是選用適當戰術，造成易勝之敵。胡宗南進攻陝北時，氣勢洶洶，兵力集中。我軍利用敵氣盛驕狂、急欲決戰的心理，以小部兵力示弱誘敵，調虎離山，而後在青化砭一舉殲敵一部。次戰，我軍先是聲東擊西，指揮敵軍大遊行，而後在羊馬河捕捉住殲敵戰機。所以殲敵戰術要根據敵情、我情、天時、地形等條件靈活運用。二是選準易勝的對手。所謂易勝之敵，一般是指疲勞、饑餓、驕狂、孤立之敵，但還要具體比較，在易勝者中選擇更弱者。陝北三戰，我都以數倍於敵兵力殲敵一個旅，每戰選擇的都是孤立之敵，我有絕對把握一舉全殲。可見，我軍在運用“勝於易勝”謀略時，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勝於易勝”在戰場上被兵家推為製勝之要，而在經濟領域，如果能巧妙運用這一謀略，也同樣能大獲成功。
香港頭號船王華人包玉剛，1956年他隻有一艘商船。次年埃以戰爭爆發，由於蘇伊士運河關閉，造成貨物積壓。別人勸他趁此良機大撈一把，但包玉剛仔細分析了形勢，為了避免與西方船主直接競爭，把船運事業仍然放在東南亞的貨運上。結果，埃以休戰後，西方大批商船無事可幹，還要花大量費用進行維修。相反，由於包玉剛立足於東南亞，占有天時地利，很快成為世界船王。
善於選擇一個“勝於易勝”的目標，避開強勁有力的對手，是包玉剛成功的主要方麵。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也有不少中小企業，從小處著手，選擇一條“人無我有”、“勝於易勝”的經營之道，拾遺補缺，而使事業得到發展。有一位西歐地毯商人，來到阿拉伯國家後，發現許多虔誠的穆斯林教徒每日都要定時祈禱。他們在祈禱時，一定要跪拜於地毯上，且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麵向聖城麥加。根據這個特點，這位商人將扁平的指南針巧妙地嵌在地毯上。指南針指的不是正南或正北，而是不論在哪裏，都可以準確地指向麥加城。就因為這個小小的指南針，這種地毯一上市，就成了搶手貨。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戰爭一爆發，交戰雙方先要確定是主動進攻還是積極防禦。怎麼來確定這一點呢？孫武認為主要依據雙方的軍事實力。因此，他在《軍形篇》中提出“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謀略。孫武說：要使自己不被戰勝，靠的是防禦；要戰勝敵人，就必須進攻。我采取守勢，是由於取勝條件不足；我采取攻勢，是由於取勝條件有餘。
孫武的這段攻與守的論述，是以“不敗而求勝”為前提的。它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作戰首先要保證不失敗，而防禦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即“不可勝者，守也。”這是因為在同等條件、同樣的兵力下，防守除了能以逸待勞外，還可以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克勞塞維茨說：“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軍隊，進行防禦就比較容易。”
第二，守僅僅是確保自身“不足勝”，要克敵製勝，還必須進攻，即“可勝者，攻也。”因此，僅僅立足於防守是不夠的，等我方具備戰勝敵人的條件時，必須毫不遲疑地展開進攻。
第三，攻與守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由客觀條件而定。防守是因為兵力不足，進攻則是兵力有餘，所以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第四，“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用兵藝術，如唐太宗所雲：“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意為：“防守的原則，關鍵是向敵人顯示兵力不足；進攻的原則，關鍵是顯示兵力有餘。以為我兵力不足，敵人必定采取攻勢，因為它不懂得怎麼防禦；以為我兵力有餘，敵人必定采取守勢，因為它不知道該怎麼進攻。”此為一說，聊以備之。
戰國末年，秦國老將王翦奉命率領60萬大軍攻打楚國，楚國則傾全國兵力抗擊秦軍進攻。秦軍到達楚境後，王翦針對楚軍兵強馬壯，又急欲決戰的特點，沒有馬上發動攻勢，而是采取了避敵鋒銳、堅壁不戰之策。他命令秦軍就地紮營，高築營壘，修建工事。露宿於野外的楚軍，一日數次到秦軍營前叫陣挑戰，王翦不為所動，高掛免戰牌。天長日久，楚軍士氣低落，楚將無奈撤兵。王翦見楚軍後撤，令秦軍全線進攻，養精蓄銳的秦兵聽到衝鋒號令，銳不可當地衝向敵陣，把楚軍打得大敗。這是較好地體現了“不可戰者，守也”謀略思想的突出一例。
秦軍伐楚，本該采取攻勢。但麵對強楚，在不具備速戰取勝的條件下，王翦一反常規戰法，采取固守疲敵之計，先保持不敗。等到楚軍疲憊不堪被迫撤退時，又不失時機地發起進攻，終於大獲全勝。
防守與進攻都要根據戰場上的具體情況而確定。該守則守，該攻則攻；防守時固若金湯，進攻時勢若破竹。孫權攻皖城之戰，體現了孫子“可勝者，攻也”的進攻原則。
公元214年5月，曹操派遣廬江太守宋光率兵屯駐皖城。宋光屯兵皖城後，命令士卒開墾稻田，準備持久作戰。
呂蒙建議孫權快速出兵，攻擊魏軍，因為一旦魏軍屯田補充軍糧，幾年後兵強糧足將難以製服。孫權接受了呂蒙的建議，揮師進軍，兵臨皖城。在研究怎樣奪取該城時，孫權部屬大都建議構築攻城土山高壘，隻有呂蒙反對這一常規戰法，因為等幾天後土山高壘築成，敵城內的城防已整修加固，城外的救兵也會趕到，就失去了攻城時機，不如趁敵城防不固、援兵未到以及雨季水漲未落之時，集中優勢兵力，四麵圍攻。孫權又采納了呂蒙建議，不失時機地向皖城發起進攻。吳軍士氣正旺，奮勇登城，結果隻花了吃頓飯的功夫，就攻克了皖城。前來增援皖城的魏將張遼，半途中聽到這一消息，率軍回撤。
孫權、呂蒙可謂是真正懂得了“可勝者，攻也”的奧妙。其一，善於準確判斷進攻作戰所應具備的條件；其二，適時把握了發動進攻的時機。
以上兩例說的是戰爭中的攻與守，都要根據戰場上的具體情形而定，這就是孫子所說的“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做到這一點，可稱得上是善守善攻了。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是孫子在《軍形篇》中提出的進攻謀略。九天：形容極高的天。此句意為：善於進攻的軍隊，行動如在高不可測的雲天之上，使敵方無法探知虛實，而我方則可尋機而動，出敵不意取得成功。
進攻是一種主動的作戰形式，一般而言，進攻者可以自主地選擇攻擊的時間、地點、方式和手段，但這並不是說，進攻者就一定占據優勢，如果對據山河要塞的戒備之敵也貿然進攻，則往往會不知其所攻而受挫。因此，孫子提出“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怎樣才能達到這一點呢？關鍵在於保持攻擊的突然性和速度的迅疾。或集中優勢兵力，先發製人；或以各種偽裝佯動，欺騙蒙蔽敵軍，造成敵人的錯覺；或利用天時、地利、空間和新奇的戰術，在敵人失去戒備的地點和時間，給敵人以突然打擊。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在軍事作戰上的總要求是達成攻擊的突然性和速度的迅疾。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中，彭德懷指揮的第一、第二次入朝作戰，就是攻擊戰的成功範例。
1950年夏天，朝鮮爆發內戰。不久，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出兵幹預，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國政府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邀請，組成誌願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赴朝作戰。
為了達成進攻的突然性，彭德懷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采取了各種偽裝，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行進，於次日淩晨隱蔽休息，並避開主要交通要道。
彭德懷的這一策略成功地欺騙了美軍。盡管美軍頻繁地出動飛機偵察，卻沒有發現誌願軍的蹤跡。擔任美國陸軍副參謀長的李奇微事後感歎道：“中國人沒有留下一點部隊運動的痕跡”，“偽裝得十分巧妙的中國軍隊都隱蔽起來了。”美國駐遠東部隊總司令麥克阿瑟因此作出錯誤判斷，認為中國軍隊不會在朝鮮半島被破壞殆盡的情形下貿然出兵。
蒙在鼓裏的美軍在占領平壤後，耀武揚威地兵分東西兩路，急速北進，造成戰線拉長，東、西進擊的部隊間出現較大的空隙。彭德懷立即抓住戰機，充分發揮我軍善打近戰、夜戰的特點，指揮四個軍對北犯的美國及韓國軍隊迎頭痛擊。由於我軍進攻突然，兵如天降，使敵軍猝不及防，被殲15萬餘人，狼狽南逃清川江。
初戰失敗後，麥克阿瑟並沒有清醒過來。他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認為美軍擁有世界上一流的裝備，握有製空權，而誌願軍裝備陳舊，後勤供應困難，不足為慮，於是從1950年11月起，又命令美韓軍隊向誌願軍發動全線進攻。彭德懷將計就計，故意示弱，讓部隊大踏步後撤，從而占領有利地形，待機殲敵。
麥克阿瑟以為誌願軍怯戰，揚言聖誕節前結束朝鮮戰事，讓5個軍20餘萬人馬全速北進。
這正中了彭德懷的圈套。等美軍孤軍深入後，誌願軍迅速出擊，切斷敵軍退路，將其分割包圍。敵軍幾個師擁擠在德川以南、三所裏以北的狹長地帶，被誌願軍打得失魂落魄，爭相潰退，一氣跑了200多公裏。這一仗，誌願軍收複平壤，殲敵8萬餘人。
彭德懷指揮的第一、二次入朝作戰的成功，不僅在於其擁有正確的戰略，更主要的是他把握戰機，用兵神速，行動突然，如天兵天將，使美軍無法得知我軍虛實而陷於困境。這樣的攻擊戰法，可謂是“動於九天之上”。
“動於九天之上”的善攻謀略，也可以運用到論辯或智力競賽中。參加這一類的競技比賽，選手們常常圍繞命題展開唇槍舌劍，取勝與否，決定於參賽者精心準備及臨場發揮等因素。如果在論辯中，在對方毫無戒備或料想不到的方麵展開論戰，往往能出奇製勝。這是“動於九天之上”在論辯競爭中的新注解。
有一位女大學生聰明伶俐，在學生會舉辦的一次智力競賽中，被推為代表。不料在搶答題中因搶時間出現失誤，差點敗北。
主持人出的題目是：三綱五常中的“三綱”指的是什麼？
正確的答案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位女學生一急，說成“臣為君綱、子為父綱、妻為夫綱”，引起哄堂大笑。
主持人正要為她打分，自然是扣除10分。這時女大學生反而不慌不忙，冷靜下來，辯解道：“我這是新‘三綱’，與古代的舊‘三綱’是兩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