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左宗棠，曾國藩說，“其才可獨立一麵，固已曆有明征。其雖求才太急，或有聽言稍偏之時，措詞過峻，不無令人難處；而思力精專，識量閎遠，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左帥平定甘肅之後，恐下文尚長，亦由天生過人之精力，任此艱巨也”。
對於李鴻章，曾國藩說，“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谘函批，皆有大過人之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競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遠蹠，治事清核，實鄙人所不逮”，“殊為眼明手辣”。對於楊載福，曾國藩說：“氣韻沉雄，出奇製勝。”
對於彭玉麟，曾國藩說：“淡於榮利，退讓為懷。”在論及營中諸將時，曾國藩說：“塔齊布，一威望之將，畢金科，一驍悍之將；王福、韓升均屬難得之才……”
王安石說過：“人才難得亦難知。”因此，如何正確認識人才，將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適的位置，是當政者需要著意關注的問題。曾國藩在這方麵已經做了成功的範例。他手下的人才不管是太平天國時期還是洋務運動時期，大都與他風雨同舟，為他的偉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曾國藩在《應詔陳言疏》中，詳細列舉了培養人才的各種方法，即教誨、甄別、保舉、超擢，並將其形象地比喻為種植禾苗：教誨，猶如種植耕耘禾苗；甄別，猶如鏟除雜草；保舉，猶如灌溉禾苗；超擢，猶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長。
曾國藩不僅把自己的理論通俗化，還增強了說服力。他還從古人那裏尋找依據。例如他引《淮南子》說，“功勳可以通過努力來獲得，聲名也可以通過努力來獲得”；又引董仲舒的話說，“勤學好問，就會知識廣博；以道德標準行事，那麼德行就會日有所進”；還說，“別人花一分功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功夫，別人花十分的功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功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來獲得成功。
由此可見，曾國藩不但精明，善教育人還引經據典，比喻形象地闡述道理，使他的道理成為對後世影響很深的財富。
除此之外，曾國藩對人才的養成也有自己的一番認識和見解。他認為人才的培養可以歸結為一點，就是“勤勉”。曾國藩這一人才培養思想，可以從他對李鴻章的教誨中看出來。
李鴻章原本是曾國藩的門生，當他得知曾國藩在江西征剿太平軍的時候，立即動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夠得到曾國藩的重用。但是當他到了曾國藩的軍營，曾國藩並沒有立即接見他，李鴻章一等就是一個月。於是李鴻章通過在曾國藩幕府任職的陳鼐探聽消息。當陳鼐向曾國藩提起李鴻章的時候，曾國藩故意冷冷地說：“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來我這裏，恐怕他才高氣大，容他不下呀！也許回京任職更有前途呢！”
陳鼐聽出了曾國藩的話外之意，趕忙說：“大帥，這些年少荃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練，已不同於往昔少年了。大帥何不給他一個機會呢？”曾國藩既然收李鴻章為徒弟，必然是欣賞和喜歡他的，隻是弟子有缺點時，為師的應該加以指點並幫助其改正。在官場上，心高氣傲、銳氣十足並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曾國藩隻是借此時機磨練李鴻章而已。也正是因為有這種良師的指導，李鴻章才成為了晚清時期繼曾國藩之後又一個頂梁的人物。
總而言之，人生成功與否不全在於自身的實力，更在於是否有適合發揮實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賞自己的人。認為自己是個人才，就不僅要修為自己，也要觀察別人。用人的人更要有非凡的洞察力、支配力、培養力，這樣才是真正的伯樂。
量才施用，不拘一格
世界上的資源有很多種，再好的資源也要有合適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當，定會造成資源浪費。
世界上的資源有很多種，但隨著時世的發展變化或消失不見或被替代淘汰。而人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永久性可再生資源。對於領導者而言，擁有人才比擁有核武器具有更重要的戰略意義。
麵對紊亂的綱紀、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曾國藩認為，導致晚清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的腐敗，吏治的敗壞又在於人才的缺乏。曾國藩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他非常重視人才，在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將選拔、培養人才作為挽救政治危機的重要措施。
曾國藩選用人才的目標是：
一、使人傾盡所能、恪盡職守，不辱自己的使命。
二、網羅能人賢士，匡正自己的疏失，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正因此，曾國藩幕府人才濟濟，有三聖七賢之說。曾國藩打破資格限製，破格提拔具有真才實學而又品德優秀的人，並委以重任。湘軍中一些重要將領都是由他破格提拔上來的，如湘軍水師將領楊載福、彭玉麟，是曾國藩1853年在衡州練兵期間，分別從行伍和稟生中提拔上來的。他們二人都富有軍事才能，一個是“智膽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個是“任事勇敢，勵誌清苦，實有烈士之風”，都很符合曾國藩對“德”的要求，所以曾國藩把他們從無名之輩提拔到統領水師的高位上。而他們二人後來在建立、發展湘軍水師，指揮湘軍水師作戰上，也確實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擔任兩江總督之後，曾國藩愈感人才匱乏，對人才的聚集、培養、選拔、使用愈加急切。他經常與人討論人才問題，虛心體察自己在用人問題上的缺失。每到一地，曾國藩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在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所出告示中特別列出“尋訪英賢”一條，以招賢納士。
為了廣泛網羅人才，曾國藩提倡互相引薦。他向新任安徽巡撫江忠源推薦安徽士紳、官員十一人，向湖南巡撫駱秉章推薦成名標、陳鑒源等人。他也經常要求別人向自己推薦人才。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地詢問其地、其軍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就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的。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強調分辨良莠。他提醒曾國荃府內用人不要操之過急。無才無能的人，即使是關係近的親戚朋友也不要留用，賢明的人恐怕不會與他共事的。當時，親戚朋友來曾氏營中求職的很多，曾國藩怕曾國荃濫收濫用，就勸他說：善於預見國運的人，一看國家在位的都是賢良臣子就知道國運會興盛，相反若當官的都是一些辦事拖拉的人，就說明朝廷有危機快改朝換代了。既廣求人才又要加以辨別和篩選，這才是選擇人才的正確方式。
曾國藩主張德才兼備，特別強調人的德行。他在筆記中寫道：“我認為德與才不可偏重……有德而無才，則近於愚人；有才而無德，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基於對德與才的關係、德才孰重孰輕的這種認識，曾國藩要求在質地純樸的人中挑選人才，對那些花言巧語、華而不實的人深惡痛絕。
曾國藩把人才分為兩類：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但凡遇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如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無疑，有官氣或鄉氣的人都有明顯的缺點。但是二者相比起來，曾國藩更厭惡前者。他提倡所選的人要做到心到、手到、耳到、眼到，有勇氣又能吃苦，質地純樸行事踏實，沒有官氣也不打妄言。
他還認為，在使用人才時，應抓住這個人的特點，準確堅定地讓他做最適合的工作，這是人力使用的關鍵所在。由此可見，再好的資源也要有合適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當，定會造成資源浪費。
以和為貴，切忌樹敵
脾氣再好的人也難免遇到與人不和的時候，與人和氣就要善於自省己過，認清利害關係，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個“和”字，幾世輪回。古人講“和”，今人也講“和”，時代雖不同，意義卻相近。
曾國藩在處理家事時主張萬事以和為貴。曾國藩認為，如果在一個家庭中，哥哥所說的話，弟弟沒有不聽從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沒有不應承的，一家人融洽相處，那麼家業就會興旺。相反，兄弟之間相互爭鬥，婆媳之間彼此爭執，夫妻之間兩相計較，像這樣的家庭不衰敗，從沒有過。可見，曾國藩對“和”的理解頗為明白和深刻。
曾國藩常對弟弟說：“如果我有了過失，澄弟、沅弟、洪弟你們都可以直言相勸，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過錯，也應該彼此規勸，努力改正。”曾國藩有四個弟弟，他對他們都關懷備至，隻因戰事關係，對九弟曾國荃（家族中排行第九）尤為關心。
曾國藩任京官時，九弟曾跟隨在他身邊。曾國荃才華過人，誌向遠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於年少，有時未免有些驕傲。曾國藩看在眼裏，急在心上，常常以“長傲之言，為致敗之凶德”教育他。曾國荃遇事喜歡發牢騷，曾國藩則以“軍中不可再有牢騷之氣”教育他；曾國荃作戰缺乏耐性，過於猛打猛攻，曾國藩則以“穩守穩打，不輕進，不輕退”訓誡他。曾國荃於半年之中七拜國恩，曾國藩則以“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戒之。曾國荃對於哥哥的悉心教導，大多能虛心接受，由於能坦誠相對，因此他們能很好合作，最終成就了一番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