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宦之家，一是有權，二是有勢，有權有勢就少有顧忌，多有優越感。有了優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別人當回事。言談舉止中總有不可一世的感覺，時時處處都顯出高人一等的氣派，久而久之，就會有意或者無意地養成一種傲氣。人生的衰敗也由此開始。
當曾國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時，曾國荃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了很多奉勸的話，曾國藩當即寫信表示讚賞。他覺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進諫的良臣，今天兄長有積極相助的賢弟。自己的官位太高，聽到的規勸聲音越來越少，正在為此憂慮。如果弟弟能對自己多加規勸，再加上一二好友，這樣也許能幫自己避禍免災。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敗在自以為是、不聽忠言上的。
曾國藩勸誡曾國荃身居高位，不可驕傲，但曾國荃總是置若罔聞。曾國藩在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中再次規勸道：“你對我的勸誡，總是不肯虛心接受，動輒辯論一番，這不可取，我們身居高位，萬眾矚目，不可不慎。大凡總督巡撫總以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自滿自足。君子過人之處，隻在虛心而已。不但我的話你要細心尋思，而且外邊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應該仔細回味思考。”曾國荃對於其兄的勸說不以為然，他認為天下是勢利者的天下，是恃強淩弱者的天下。這種現象並非一時的氣象，自古就是如此。
曾國藩反駁了曾國荃的觀點，他認為特立獨行、不畏強權也有不妥之處。柔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謙虛退讓。一個人求享受又求名利，處處都想贏得美滿，沒有一件事有謙虛退讓的意思，斷然不會有好的發展。
曾國藩為了使兒子不滋長驕傲的情緒，不至於蛻化墮落，主張家中不積錢，也不為兒子置辦田產，認為金錢和田產最容易滋生奢驕之氣。他所以持如此堅決態度，一則是因為他一貫有不以買田置屋留給後人的思想；二則曾國藩對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後人中出現了不少英才。
“滿招損，謙受益”，曾國藩處處自謙自抑，揚人抑己，虛懷若穀，終身自視不足。無論是治軍作戰還是文吏公事，他都以謙字為先，從不爭功搶勞，貪戀權勢，相反地，敏感時期他還主動請求減權。
曾國藩一方麵執著於實現自己的抱負，一方麵又善於從“名利兩淡”上下功夫，講求謙讓退卻，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可見，一個人若想每天都有進步，就要常保一顆謙虛之心。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時刻觀察著身邊的動靜，認真處理每一件事情，並且在做事之前，深思熟慮一番，才有以後的成就。
古人對“謹慎”二字看得很重，他們認為謹慎是成事的基礎，是保身的法寶。謹慎是一種成熟的表現，是任何一個有所成就或建樹的人，在奮鬥過程中都應該具備的思想。
因為，這樣的人有著長遠的目光，他們想得要比普通人更遠，看得比普通人更高。於是，他們的憂患意識會促使他們時刻觀察著身邊的動靜，認真處理每一件事情，並且在做事之前，總是深思熟慮。正是因為這些人在前行過程中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才有了以後的大成就。
曾國藩的謹慎也是從失敗中獲得的。如果不謹慎地分析失敗原因，那麼打勝仗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小，就要忍受將士戰死疆場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創建的湘軍就承擔不起救國大任，就不能實現自己成就功業的大誌。因此，曾國藩必須謹慎。
戰場上需要謹慎作戰，官場上更需要謹慎為官。因為，官場上的戰爭是無形的、隱蔽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是不公開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場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樣很重要。曾國藩本身就是一個謹慎的人。身在官場，畢竟不同於平日在家與周圍的人打交道那麼簡單。初入官場，曾國藩並沒有體會到這一點，而是處處爭強，時時果敢，吃了不少虧。時間久了，曾國藩漸漸發現了官場的黑暗，善於總結的他變得更加謹慎起來，變得低調，變得更善於隱藏自己了。
曾國藩對“慎”有深刻的理解，並且有專門的闡述。他說：“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賢者寒心，不肖者無忌憚。若犯此症，則百病叢生，不可救藥。”
因為鎮壓太平軍的赫赫戰功，曾國藩的權勢越來越大，然而他不以為榮，反為其憂。因為官位越高，接觸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遊刃有餘，談何容易？更何況曾國藩還是一個外權大臣。
鹹豐十一年（1861年）九月，鹹豐皇帝駕崩於熱河。不久，清廷內發生了政變。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相互勾結，將八位顧命大臣囚禁。曾國藩心生恐懼，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牽連進去。肅順是顧命大臣之一，此人雖處在清廷腐敗環境中，但仍能夠潔身自好，洞察時事，是當時少有的開明之臣。他曾極力推薦曾國藩去營救左宗棠，曾國藩比較敬重他。另外，作為肅順的幕僚，王闓運、郭嵩燾等人與曾國藩的湘軍交往密切。慈禧要肅清肅順一黨，曾國藩多少會受到一些牽連。
曾國藩當時應該是很謹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後不會對他怎麼樣。因為當時太平天國運動並沒有平定，湘軍仍然是保護大清江山的一道堅固屏障。沒有湘軍，即使慈禧太後能夠垂簾聽政，也不會長久。另外，湘軍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如果曾國藩遭遇不測，各地的軍營必定混亂。
慈禧也是一個聰明人，她不想麵對湘軍和太平軍的雙重威脅。與其排斥曾國藩，不如籠絡他，讓他繼續為大清效力。曾國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欽差大臣，還被封為兩江總督，統轄四省軍政。
曾國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寫信給家人發泄情緒。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發感慨，說往日手上一點點權勢都沒有，心裏著急，可是現在所擁有的權力太多，多得連自己都想不到，又覺得更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幾個月後，曾國藩又被加授了協辦大學士。慈禧的厚待，曾國藩是能夠料到的，但是同時他也明白，自己的權位如日中天，漸漸高居眾人之上，日後要想平安無事，需要更加謹慎。
慈禧太後的野心在辛酉政變後變得更加明顯，她幹預朝政，並且不滿足於與別人分治。為取得清廷的絕對控製權，她施展陰謀逼迫奕下台，最終獨攬大權。曾國藩見此情景心驚，他分析局勢認為，奕貴為鹹豐皇帝的親弟弟、同治皇帝的親叔叔，是血統純正的皇親貴族，竟不得善終，更何況自己一個外權大臣，自己的處境就好比站在了懸崖邊上。
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前後，朝廷和湘軍之間的風波基本平息，曾國荃不再歸隱，於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擔任巡撫一職。當時的湖北總督是官文，因是滿人，在官場上是春風得意。曾國荃對此人深為不滿，於是上奏，說官文是肅順的餘黨，應該一並鏟除。結果卻被禦史佛爾國反參，說曾國荃圖謀不軌，想誣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應該將曾國荃議罪。後來，經過調查，官文的確與肅順等人有關係，清廷將其罷免。不過，曾國荃的做法無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權貴。如果曾國荃在日後出現疏漏之處，曾國藩肯定脫不了幹係。為了讓曾國荃日後謹慎，曾國藩寫信開導。他在信中強調，為官之人，滿漢有別。這一點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要學會隱忍、學會適應。官場變幻莫測，稍不注意，便會有所閃失。得意的時候可能會一年升遷數次，而失勢的時候又會一落千丈。曾國藩以古人為鑒，以今人為鏡，將官場看得透徹而真切。
他曾說過：“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聲即損，惟小心謹慎，時時若有愆尤在身，則自然無過矣。”
在曾國藩去世前的幾個月，他仍然不忘謹慎，給兄弟寫信時，再次告訴兄弟仕途險惡，望兄弟保重。他這樣寫道：“官途險，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屬不易。如帥之和厚中正，以為可免於限難，不謂人言藉藉，莫測所由，遽至於此。”他這樣說，目的之一是想讓兄弟學會他的謹慎，不要毀了自己辛苦創下來的基業。
人生得失難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談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驕子、運氣的寵兒，也要懂得“樂極生悲”的道理。創業難守業更難，隻有時刻點醒自己，才能讓成功常伴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