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邊疆地區推行羈糜統治的最有力時期，是太宗和高宗兩朝。內附的諸蕃部落，對唐朝要承擔軍事征發的義務。遇有戰事，受詔調遣的部落酋長要率領本部兵馬，換上唐軍旗號出征。另外，唐朝還將內附的一些蕃落降戶編人軍隊。玄宗朝名將高仙芝就是內附的高麗降戶之子。
但是，唐朝的羈魔統治始終貫穿著“以夷治夷”的策略思想。如以東突厥及回吃攻擊西突厥，以東突厥、契丹和株朔攻擊高麗，以回絕攻擊後突厥，以突騎施阻遏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其結果之一便是引起民族仇恨，適得其反。況且，內附諸蕃部落的＿層貴族，骨子裏充滴著自矜武功的英雄意識，絕不願沉埋於草野，對唐朝輸誠效忠，作“天可汗”的順民，充當犬馬以供驅使。他們一直都在圖謀東山再起，重振昔日揚威大漠南北的雄烈翁業，肆無忌憚地去劫奪財富與人口。而唐王朝九州殷盛，四夷賓服的一統局麵，是憑借政治軍事強力和金帛收買形成的，是極不穩定的政治實體。羈魔籠絡同“和親”一樣，都是隻能求得邊境一時安寧的苟且之道，並非真正的長治久安之策。高宗鹹亨元年（670）與儀風三年（678），唐軍在大非川和青海兩次大敗於吐蕃，損兵折將，失去了鎮懾四夷的聲威和實力，從而失去了維持羈魔政策的強大後盾。
唐高宗後期，北方後突厥叛唐複興，唐朝在漠北地區的羈魔府州全部喪失。武則天時，東北兩蕃（奚、契丹）在李盡忠和孫萬榮率領下叛亂，使唐朝東北地區的羈魔統治趨於瓦解。
西南又有吐蕃強盛，向東侵擾隴右，向北爭奪西域。周邊形勢的劇變，迫使唐朝在外敵人侵的衝要地區，大增邊兵以鞏固國防。換言之，諸蕃部落的叛離淚頻繁侵擾，既使唐朝失去了堪稱精銳又無須開支軍費的一部分騎兵部隊，又迫使唐朝必須從內地征發更多的兵力來應付邊境戰事。於是，兵源不足和軍需劇增，便成為困擾唐朝中央的兩大難題唐朝在府兵興盛足以擔負中央宿衛任務時期，邊防和征行，主要由募兵來承擔。兵士出征，荒廢農事，損失尤大。所以，募兵最初是選取富裕戶和多丁戶，並要自備部分資糧和軍行器物。唐初製度規定，府兵或征人戍邊者，蘭年輪換。高宗、武後時，邊境屯駐重兵，列置營田，邊兵三年輪換之製被打破，超期服役愈來愈甚。加之內地府兵製度逐漸弛壞，兵員嚴重短缺，邊兵的補充又失去一個來源。形勢所迫，舍強製擴大召募已別無他途。
唐玄宗即位之後，府兵兵源已告枯竭，京師宿衛也改由募兵來承擔。開元十一年，玄宗采納兵部尚書張說的奏議，召募壯士充任宿衛，選取京兆，蒲（山西永濟）、同（陝西大荔）、岐（陝西鳳翔）、華（陝西華縣）府兵及白丁12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不得役使。至此，府兵番上製度宣告廢止。天寶八年（749），宰相李林甫奏請停廢折衝府發兵所用上、下木契和銅魚符，府兵製度名存而實亡。
至於邊防鎮兵，則更發展到召募“長征健兒”。大則天時期，已開始征召“健兒”出征和戍邊。邊兵的番役年限，視路途遠近，並不固定。唐初曾定一年輪換，其後逐漸延長。玄宗開元十六年（728）救令長征兵五年輪番“還家洗沐”。開元二十五年（737），詔令“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複。其家口情願同去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飛至此，更番戍邊製度不複存在。健兒的軍需物資改由官府供給，成為雇傭性質的職業兵。二十六年以後，邊疆節度使所統之兵，皆是“長征健兒”。開元前期，緣邊戍兵多達60餘萬人，兵部尚書張說以時無強寇，奏請裁減20萬人歸於農，玄宗從之。至天寶初年，十節度使所統邊兵計有49萬人，已見上節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