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引論：二十世紀前的中國與世界
《二十世紀中國史》，是將20世紀作為一個“斷代”、作為一種時空框架，從具體與整體的結合上分析、研究和記述這個世紀中國曆史的著作。該書分為兩卷：上卷起自1901年八國侵略聯軍迫使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中國民主革命勃興，迄於1949年中國民主革命勝利、新中國成立，可以稱之為中國現代史；下卷起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迄於本世紀末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可以稱之為中國當代史，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為了更好地學習、理解和把握20世紀中國的曆史，就有必要從宏觀上追溯和認識這個世紀之前中國的基本情況，特別是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相互關係的演進。下麵，僅就這兩個問題做一概括地論述。
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無論就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著眼，還是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來說，1840～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
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社會正處在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之下。這個王朝一共存在了267年(1644～1911)。它同以往的封建王朝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隻不過它的皇帝(年號先後為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都是滿族人，在其統治下滿族人享有某些特權。當然，這並不是說滿族人之間都是平等的。事實上，所有滿族人，包括最高層的官僚在內，都是皇帝的奴才。情況表明，清王朝一身而二任：既實行民族壓迫，又實行階級壓迫。若以1840年鴉片戰爭的開始為界標，清朝前期的196年間依然是封建社會，清朝後期的71年間則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國封建社會源遠流長，曆經2000餘年，由於諸多與西歐不同的曆史環境和條件而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社會結構。一般來說，作為一個大的係統，社會的內部結構是由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亦即意識形態結構)三個子係統的交互作用而組成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是以土地的表麵私有與實質國有相重合為背景的地主經濟和小農業與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在主體所屬上，它是地主和農民的個體經濟，但在很大程度上須受封建國家的支配，沒有完全的獨立地位；二是在經濟活動上，它自給自足，“重農抑商”，不求於外。其政治結構是以中央集權為原則的大一統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和家族宗法製度相結合的垂直隸屬型官僚政治。這種政治的顯著特點：一是以倫理等級秩序(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根本，皇帝居於國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具有統一信仰的封建士大夫(通過科舉考試選拔)所組成的各級官僚，隻對皇帝負責，或下屬隻層層對上司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因而沒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二是重群體(如家族等)、重國家(即國家機器)而貶抑個人的人格、權利和價值，使大多數人成為工具，而不成其為人。其文化結構亦即意識形態結構則是以孔孟儒學為正統、儒道法佛等三教九流雜揉互補的文化體係。這種文化體係尤以儒學的“仁—禮”原理為中心思想，以“忠—孝”觀念為現實要求，以“天人合一”的合觀思考為宇宙觀和方法論，以“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為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以“貴義賤利”為價值觀。這種封建文化也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就主體說，它是皇權主義、家長主義和小農意識的綜合，本質上保守、狹隘；二是就文化本身看，它以縝密的理論形態規範了倫理等級秩序的和諧一致，反對非“分”超越和一切異端思想，所以在本質上又封閉、求同。以上三個子係統互為因果，相互適應，相互調節，但又以政治係統居於首位，政治高於一切，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為轉移，從而形成有別於西歐中世紀多元型社會結構的“大一統、定於一”的一體化社會結構。就社會結構的整體功能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而論，西歐中世紀多元型社會結構為資本主義的到來提供了方便的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溫床；相反，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體化結構雖然創造過輝煌燦爛而又令舉世稱羨的農業文明，但卻對資本主義的新因素起著排斥、否定和阻礙的消極作用，成為資本主義產生、成長的不易逾越的障礙【曹錫仁：《幻想與現實：中國道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頁。】。這既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保持大一統局麵以及長期穩定、長期停滯的根本原因，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難以產生的真正秘密所在。
從社會曆史發展的角度觀察，與在自身單一矛盾運動中完成近代突破的西方不同，當中國與古代揖別之時，清王朝麵臨的是遠為複雜得多的內部矛盾激化和外敵入侵的雙重危機。內部危機揭示了中國必須向前發展，衝決封建主義的藩籬，以實現曆史性的突破；外部危機則表明，西方列強要征服中國，把中國納入他們的資本主義體係，而一個國家落後了就要挨打，甚至亡國滅種。中國封建末世就處在這種難以解脫的雙重危機交叉作用的困境之中。或許農民起義可以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但單純的農民戰爭用血肉換得的不過是改朝換代的曆史重演；或許沒有外來因素的幹擾，中國社會內部業已存在的商品經濟的萌芽也將緩慢地過渡到資本主義，但又不知要以多少個世紀的曆史災難作為代價。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沒有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曆史性的突破，所以外部危機的加深就成了中國步入近代的更為直接的原因。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既是民族的不幸又是曆史轉變的契機，它在客觀上把中國從千年沉睡中驚醒，並以此為開端，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固有結構和發展方向。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所帶來的劇烈衝擊，中國社會終於偏離了原來的軌道，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經濟結構上看，外國列強通過逼簽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取得了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輸出資本、設廠製造等特權。外來資本主義各因素的輸入，首先使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主要表現為小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逐步被分解，農業的商品化也有所增長，其結果就為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產生、發展提供了某些條件(如商品市場、廉價勞動力等)。其次，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雖比以前有了較快的發展，但因受外國資本主義的排擠和中國傳統封建主義的壓製，其發展不僅屢遭波折，時起時伏，而且大多數規模狹小，技術落後。再次，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輸入，引發了具有中國特點的買辦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兩重化發展，兩者既相矛盾又相聯係，在近代中國經濟形態中占主導地位。然而，盡管中國的資本主義在成長壯大，但居於絕對優勢的仍然是封建地主經濟和分散的農業小生產經濟。這就說明，在經濟結構上，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而是一個半封建社會；其另一半可以說是“半資本主義”，不過份量很輕。從政治結構上看，外國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又取得了協定關稅權、管理中國海關權、領事裁判權(即司法權)以及建立租界、租借地和抵押借款等特權，逐步控製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命脈，使中國的主權遭到嚴重損害。清王朝以及後來的統治者盡管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權位，但也不同程度地成了列強的工具(既相勾結又相矛盾)。這就說明，中國不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社會，而是半殖民地；其另一半可以說是“半獨立”，隻是比重較小。從文化結構亦即意識形態結構上看，儒學正統和固有生活方式受到無情衝擊。隨著西方先進文化知識、價值觀念的傳入，啟示中國人麵向西方尋找民族和國家的出路。於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結構發生變異，進化論、民約論、民權論、民主共和思想以及西方資產階級的其他學說，開始取代孔孟儒學在許多人心目中的地位，從而形成一浪高一浪的革故鼎新的社會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