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參與是影響中國社會轉型的另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這個問題也非常複雜，仍需要認真冷靜地加以辨析。20世紀90年代的蘇俄劇變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另當別論，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則是不爭的事實。從總體上看，一方麵，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新覺醒，使一部分中國人由學習歐美轉向學習蘇俄，而蘇俄直接或間接(通過共產國際)的參與指導也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及兩次國共合作，加快了中國社會的革命性變革。前蘇聯幫助新中國完成了“一五”建設計劃，因而被中國人民視為“忠實的朋友”和“老大哥”。但在另一方麵，蘇俄(或通過共產國際)鼓吹“所謂民族利益隸屬於國際革命利益”(實際是蘇俄利益中心)的觀念，將蘇俄的革命模式和建設模式教條化、絕對化，並在中國人麵前頤指氣使地揮舞“指揮棒”，又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中國人全麵理解馬克思主義和認識西方的視野，阻礙了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進程。加之赫魯曉夫時代既實行“土豆燒牛肉”式的國內改革，又抵行“老子黨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對華政策，因而被中國人稱之為“蘇修”和“社會帝國主義”。就這樣，十月革命以來，中國人民便在學習蘇俄與“以蘇為鑒”、爭取蘇俄援助與堅持獨立自主(即反對蘇俄控製)的矛盾中進行著長期而艱難的探索。可以說，這依然是情感與理智的雙重糾纏，涉及到民族問題的利害之爭，革命和建設問題上的義理之辨，其中的酸甜與苦澀，恐怕隻能用“說不清，道不明”來表述。
(4)就中國本身的內部因素而言，從根本上製約20世紀社會轉型的因素就是“大一統，定於一”的就是封建專製主義傳統的根深蒂固。這種“封建專製主義傳統”，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具體的傳統文化形態，而是指秦吞六國以來一以貫之的、支配的一切的大文化核心。作為具體的傳統文化，當然有好有壞、有優有劣，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譬如，“父母在，不遠遊”，在傳統的農耕社會，可能是一種美德，但在今天顯然是極為愚昧、落後的觀念；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品性，任何時代都應予以提倡；至於“受人之恩，湧泉相報”之類，則是一柄雙刃劍。不過從不同文明層次的角度考慮，這種“大一統，定於一”的封建專製主義傳統，固然在農業文明時代超過積極作用，但卻是障礙中國社會向工業文明轉型、實現現代化的墮性力量。其主要表現，一是經濟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存在純粹的“私有”產權，一切在私人名義下的動產和不動產都是皇帝的農產，國家(皇帝)可以予取予奪；二是政治上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全國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官吏後妃，都是皇帝的“子民”，沒有獨立人格，生殺大權全操之於國家(皇帝)之手(這也就是馬克思所深刻揭示過的東方專製製度下臣民對專製君主的“普遍奴隸製”)；三是文化上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倡“夷夏之防”，大樹君主絕對正確的皇權意識和民眾的“子民”人格。概括言之，兩千年來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倫理)一體化的社會；在社會結構的三個子係統中，政治是涵蓋一切、充斥一切、決定一切的；經濟是政治化的經濟，文化是政治化的文化，政治乃至主宰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經過時代變遷社會震蕩的持續衝刷和進步思朝的不斷揚棄，特別是經過中國革命的猛裂批判，這種封建專製主義已經遭到了致命打擊，但其殘餘陰魂不散，一直影響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一段時期。譬如，在政治上我們雖然有了《共同綱領》、《憲法》和一些單行法規，“人民當家作主”和“為人民服務”的觀念得到普及，各方麵民主的成份增多，但不久卻形成另一種蘇俄式的高度集權體製和“官本位”，集中大於民主，人治大於法治，頂多來個“大權獨欖，小權分散”；在經濟上起初實行多種所有製成分並存，承認私有經濟和個體經濟，但很快又轉向計劃經濟模式和清一色的公有製(在其些當權者的心目中，“公有”就是“全民”所有，“全民”所有就是“國家”所有，“國家”所有就是“政府”所有，“政府”所有就是“長官”所有)，私人產權無法保障，國計民生任賃“全能政府”安排；在文化上我們雖然有了“雙百”方針，但學術爭論及是非對錯仍由領導者裁決，仍視創新和異域文化為“異端”，提倡“政治掛帥”、“輿論一律”、“興無災資”、“破私立公”、“鬥私批修”，妨礙了文化藝術的正常發展造成“一花獨花，百花凋零”的局麵。
(5)製約中國社會轉型的另一個內在因素，就是中國人在盲目自大的同時所具有的消極防衛性文化心態。中國的儒學向來具有和平主義的傳統，這種傳統自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麵，但它又往往會成為維護舊體製和舊秩序的保守力量。近人以降，針對西方勢力東來的局勢，中國人的反擊都意在自衛、自保，其正義性也毋庸置疑。這足以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偉大民族。然而隨著中西文化的劇烈碰撞、較廣泛的交流，絕大多數有智識的中國人在文化選擇上陷入無所適從的尷尬處境，已如前述。在起伏跌宕的文化思潮和論爭中，盡管出現過“學術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蔡元培)的主張，“充今世界化”(胡適)的呼聲，“別求新扭於異邦”和“拿來主義”(魯迅)的呐喊；盡受“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的口號興盛一時，但文人的聲音畢竟敵不過軍閥的“槍杆子”和官僚政客的“印把子”，不是橫遭攻擊便是被肆意曲解。從總體上看，中國人對西方文化懷有太多的戒懼和敵意，雖然情有可原，但卻不明“水清則無魚”的事理，至為可悲可歎！在當時，文化思想界占主導地位並得到當權者認同的，大都是“中體西用”、“尊孔複古”、“國粹主義”、“本位文化”等保守性主張。由此，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銳氣，自我更新的靈性，向外發展的活力，一點一點地被逐漸銷磨或扼殺，整個當時的中國喪失了改革開放和邁向現代化的一次次良機。這種消極的防衛、自守性文化心態，既與西方人主動積極地向外開拓、冒險、擴張的心態大相徑庭，也與日本人靈活而有選擇地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的心態迥然有別(如有的學者指出，日本陰治維新時期普遍流行的“和魂洋才”口號，在“魂”與“才”即“體”與“用”之間具有某種巧妙的非排他性的自由轉化機製和文化融合機製，同當時中國“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口號相比，形雖似而實不同)。
(6)在若幹重大而敏感的問題上存在認識迷誤，是又一個製約中國社會轉型的理論因素。譬如，關於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兩者的關係如何，我們就缺乏充分的理論準備和深入的研究。20世紀前半期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雖然相當於資本主義階段，但又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那時候，作為一種新生事物，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本是推進社會轉型的進步力量，但卻在帝國主義封建專製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擠壓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下(後者是時斷時續的，如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就說過共產黨人“不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的話，不往往是出於策略性的考慮更多的則是予以批判，限製和打擊)，難以成長起來。新中國成立後，全國轉型到包容私人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全國出現一片新氣象，但為時甚短，隨之即過早過急地跨入公有製一統天下的社會主義社會，私人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很快被消滅。此後，“左”禍盛行，全國陷入了無休止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政治運動之中而難以自攏，直至釀成三年大饑荒和“十年文革”的悲劇。尤為可悲可歎的是，中國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批鬥了幾十年資本主義，但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又是什麼，中國人仍然沒有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即使有所研究，也隻能“束之高閣，傳之後世”(如顧準等)；普通人從教科書和宣傳媒介得到的，更是一種情緒化、簡單化、教條化、絕對化的概念說教，無非是彼“壞”此“好”、彼“惡”此“善”、彼“劣”此“優”，彼終將被此所取代，至於為什麼，卻沒有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按量說，馬克思在19世紀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應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這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的。
事實上，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幾乎全是在最落後、最貧窮、封建專製主義因素占優勢的國家取得勝利的。這樣一來，當代社會主義的現實就與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有了很大落差，其差別主要在於生產力水平的極度低下和缺乏真正意認上的民主和法製(如家長製、一言堂、官本位、終身製、等級製、裙帶風等的流行)。情況表明，不獨中國如此，凡是實行蘇聯僵化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不如此而凡是遵循馬克思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又有一定理論創新、並通過競選上台執政的一些北歐政黨(如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奧地利的社會黨)，在其國家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如經濟上實行的混合經濟，包括公、私所有製混合，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混合，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混合；政治上仍是原有的民主製度，並有一套行政公開、分配公平、社會公正的政策)，反而吸引了群眾，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些國家成了世界上最安定、社會福利最多的國家。另一方麵，與我們的企望不相吻合的是，當代資本主義盡管矛盾重重，卻並沒有呈現出徹底的“腐朽”和“垂死”的跡象，反而“絕處逢生”，充諡著活力。上述種種，說明理論上的僵化是20世紀末期國際社會主義趨於低潮(如東歐、蘇聯劇變)的主要原因這一，也是製約中國社會轉型的非同尋常的內在因素。其實，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本身並汲有多少資本主義的東西，所謂官倒、權錢交易、買官賣官、政府機關衙門化等腐敗現象，大都是封建專製主義殘餘的死灰複燃。怎麼辦？希望就在抓住創新這個進步的靈魂，堅持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在實踐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並通過理論創新推動製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麵的創新，加大改革開放的廣度、深度和力度，繼續清除封建專製主義殘餘的影響，以開拓、進取而又寬容的文化心態迎接挑戰，首先把本國的建設搞好，然後再以自己超過西方的文明、民主、富裕去影響西方，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令人欣慰的是，“文革”惡夢驚醒之後，中國人經過深刻的及思和觀念更新，不斷地“摸著石頭過河”，終於明確了自己的曆史方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不過，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特別是什麼是資本主義，以及兩者的關係問題，仍需要繼續進行深入地再認識、再研究，因為20世紀90年代關於姓“資”、姓“社”、姓“私”、姓“公”的爭論還或明或暗地延續了下來。
(7)當然，製約中國社會轉型的因素還有許多，如人口壓力問題，國民整體素質問題，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問題，腐敗現象層出不窮、愈渲愈烈問題，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問題，海峽兩岸關係與祖國統一問題，特別是長期剝奪農民(如先是利用“統購統銷”和工農業生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資金，後又多方麵加衙農民負擔)所帶來的農村和農業發展滯後問題等等，因屬人所共知，無需贅述。一言一蔽之，由於以上多種因素的製約，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化每前進一步都要冒很大的風險，付出昂貴的代價(或日“繳學費”)。這表明中國的社會轉型不是一次性的，一次性不可能到位，而是一個多次轉型波浪式逐級遞進的過程。因此，既要有長遠目標，又要有階段性規劃，更離不了切實可行的配套改革措施，切不可滋長虛驕浮躁的情緒，企望值也不可太高，隻能一步一個腳印紮紮實實地朝前走。
四、關於中國社會變革的兩種方式
(1)在外國列強不斷侵略、欺淩和包圍、封鎖的大背景之下，在相異文化(傳統文化、西方文化、蘇式文化)的劇烈碰撞、衝突與取舍之中，20世紀中國的曆史既是一部不同層次的社會文明的交流史、較量史、融合史，也是一部謀求國家獨立、統一、和平、民主、富強的抗爭史、奮鬥史、變革史。為了實現中國社會由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中華民族長期以來雖然創巨痛深，步履遲緩，但變革社會現實的誌向從未泯滅，走向世界並推進現代化的信念也越來越堅定。事實表明，20世紀的中國，風雲激蕩，高潮迭起，中國的仁人誌士和廣大民眾上了一幕幕色彩斑爛、惹人注目的曆史活劇，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立誌改變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的偉大精神。當然，在實現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由於前述製約因素的影響，也由於人們的閱曆、立場、關注點和選擇角度的不同，因而所提出的變革主張和方案、所表現的變革思想和方式也會千差萬別。從總體和基本傾向上看，這些形形色色的變革主張、方案、思想和行動方式，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兩種，即革命與改良(改革)。關於這兩種變革主張和方式，曆史上即曾發生過多次爭論，本不足怪；但後來又出現了一味頌揚革命、肯定革命而貶斥改良、否定改良的傾向，繼之又有所謂“救亡”是否壓倒“啟蒙”的辨難以及徹底否定革命、“告別革命”的說法，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其實，革命與改良之間雖然有重大區別，卻又是互補的，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譬如，“救亡”本身就有“啟蒙”的意義；而“啟蒙”自然也是為了更有力的“救亡”；或者如哲學上的質變與量變、突變與漸變的關係：革命側重質變、漸變，而沒有量度、漸變，何來質變、突變？反之，沒有質變、突變，又何來新一輪或更高層次上的量變、漸變？相對而言，革命畢竟是社會進步的非常態現象，改良才是社會進步的常態現象，但都是順應曆史潮流的變革之舉，都是社會發展的推進器，或者說是社會轉型的雙翼，不可或缺。當改良被當權者拒絕、鎮壓(或者當權者為了迎合潮流和維護統治所實施的改忍受帶有欺騙性而喪失人心)的時候，革命便起來充當“曆史的火車頭”馬克思語，此時，若再一鼓掌地鼓吹改良就顯得不合時宜，但仍不失其積極作用；當革命奪得了政權、需要建設的時候，改良(改革)便又派上了用場，革命時期的精神誠然需要繼續發揚，但精神不等於革命本身，此時若再一味鼓吹革命，隻能是自毀長城。因此，這兩種變革思想和方式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各自凸現其主導功能，不可絕對地厚此薄彼，更不可隻肯定一種而否定另一種。可以說，既不是“救亡”(革命)壓倒了“啟蒙”(改良)，也不是“啟蒙”(改良)阻礙了“救亡”(革命)，兩者是同一部樂曲的“雙重變奏”。事實上，正是革命與改良的相輔組成、交互輝映，共同組成了20世紀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啟蒙大眾、革故鼎新的曆史畫卷，共同推進了中國社會由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從
本現了社會變革的多姿多彩和曆史脈動的起伏節律。這，恐怕才是革命與改良的辨證法則。
(2)通常意義上的改良(改革)也可以稱之為非革命性變革。它涉及到社會有機體局部或全局性的自我更新，大都是由體製內掌握政權的階級、政黨集團或既承認現存體製又不安於現狀的派別倡導推行的；但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群眾鬥爭的壓力，二是得到最高統治集團或某一級實力派的允許或支持。其所采取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漸進式的溫和的嬗變，有的“舊瓶裝新酒”，有的“新瓶裝舊酒”；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代價)較小，而其結果或者消除不適應因素，恢複原結構，或者改變某些製度及傳統因素，或者由新結構代替舊結構，形成新的社會形態。從總體上看，由於20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機體十分落後(如軍閥當道、分裂型政治)、控製調節機製在相當程度上失靈，因而走改良(改革)餘徑以實現社會轉型的可能性不大。然而，盡管總體上是這樣，卻不能否認許多身體力行其“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主張者的愛國精神和進步作用，也不能排除某些局部性改革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如南京國民政府1928～1930年的“改訂新約”和一定程度上的關稅自主、1935年的“法幣改革”)更不能否定那些以失敗而告終的改革(如1901～1911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和“預備立憲”，20年代末30年代初梁漱溟等人的“鄉村自治建設”運動)和積極意義。即以清末“新政”改革和“預備立憲”而論，雖然是迫不得已進行的，雖然以守“常經”而不僅變“合法”為原則，局限性很大，但這場在全國範圍持續11年之久的改革，內容包括變更政治機構
、改革軍製和擴充新式軍隊、允許設立商會團體、發展工商實業(1904年即頒布《公司法》和《破產法》和社會福利事業、改革法律製度和巡警製度、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獎勵留學、禁止鴉片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立憲政治等，波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社會生活各領域。從社會轉型和現代化的角度著眼，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生活和社會風俗與數十年前相比，的確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另外，這場失敗了的改革也許更有助於人們認識製約中國社會轉型的各種因素的複雜性。
(3)思想為行動提供提供指導。改良式的變革行動已如上述，改良式的思想變革——啟蒙也不可忽視。事實上，除了馬克思主義基於階級論的革命思想宣傳之外，非馬克思主義的基於進化論的思想啟蒙呼聲，可以說或高或低或隱或顯地貫穿了20世紀中國曆史的始終。所謂啟蒙，就是揭去封建專製主義傳統的蒙蔽，開啟新思想、新觀念的湧流閘門。總的來說，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時代精神就是從西方引進的“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其典型表述就是陳獨秀1915年9月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說的六點要義(價值取向)：“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按指開放)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按指去想、空想)的”；其文化指向就是愛國救亡、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在這裏，民主不僅指一種製度，更多的是指人權平等、個性解放、人格自由；它已不是中國傳統的為民作主，而是人民自主，也不是中國傳統的貴民，而是人民自貴，實際上就是號召人民除去奴隸根性而做國家的主人。這裏的科學也不僅指具體實用的科學技術，更多的是指科學態度、求實精神開拓精神和理性思維，也包括進化論和自由思考精神。在這裏，愛國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君愛國”，而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基礎上的個人的人格獨立和對民族國家的忠誠。正是在五四時期精神解放、百家爭鳴的氛圍裏，知識界提出了令人眼花亂的各式各樣的救國主張和社會改造方案。其中非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當以胡適的點滴必良論和張東蓀的社會發展“階段論”最具代表性。數十年來，甚至延續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許多出版物把他們視為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將其哲學思想視為“市儈哲學”，指斥其社會變革主張“包藏禍心”，是不符合實際的。其實，胡適、張東蓀等都是中西思想兼備、有良知的愛國學者。當然，他們從西方引進的思想主張與同樣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還有來自蘇俄的列寧主義)有著很大分歧。譬如，以胡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歧而論，在哲學實在論上，前者側重主體的參與意識，後者側重客觀反映；在哲學真理論上，前者強調有效性(即對主體有用)，後者強調客觀真理；在社會改造上，前者強調人人(“小我”)對曆史、社會、未來(“大我”)負責任，主張從“小我”做起，“一點一滴”，一代傳一代”地進行漸進改良，後者強調社會階級的對立和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主張“根本解決”。再如張東蓀的“階段論”，他根據自己對中國特殊國情(即中國現狀的“四種病”：“無知病”、“貧乏病”、“兵匪病”、“外力病”)的分析，雖然也看到曆史大勢是資本主義必例，社會主義必興，但又認為現階段中國的關鍵是“救貧”，即興辦實業，發展資本主義。他敏銳地察覺到資本主義的弊害(如拜金主義)，但又認為發展資本主義“終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將來”，並明確指出“這是必然的階段，不可越過”，而“現在在中國就要實行社會主義，似乎太越階了。”在當時社會危機四伏、新思潮急劇分化的中國，曆史選擇了更為便捷的革命方式，胡適、張東蓀們的改良及張隻得退入幕後。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的探索努力沒有價值，也不等於說他們的思想認識毫無合理的成分。平心而論，他們的主張充其量隻能看作“不合時宜”，卻不能目之為反動。事實上，他們那種人世、經世和淑世(引導社會向善)的情懷，他們對人的主體參與意識、對社會責任感、對真理有效性的強調，他們對中國國情和國民性弱點的分析，他們對救國救民和社會改造途徑及方法的探求，尤其是關於社會發展不可“越階”的見解，不僅是中國人追求真理長途中的可貴的一步，而且為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資料和至今值得深思的問題。
(4)作為社會變革的另一種方式，毛澤東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種近現代意義上的革命，一般是由體製外的階級政黨或集團號召推行的，其領袖人物大都經曆過改良活動失敗的教訓，當改良難以奏效時，革命就成了必然的選擇。不消說，革命也不是隨意可以製造出來的，它是社會階級矛盾極其激化的產物，或者說它的出現也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一是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革命誌在“根本解決”，以奪取政權和建立新的社會結構、形成新的社會形態為目標，所采取的方式往往是自下而上的、突進式的、急風暴雨式的武裝起義和武裝造反，通過戰爭解決問題。因此，革命給人的感觀印象就是敵我對陣、不共戴天、大刀闊斧、轟轟烈烈；革命也就意味著槍林彈雨、艱難險阻、流血犧性、生離死別，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必然很大。從總體上看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謀求民族獨立、社會變革和現代化的道路上經曆了兩次真正意義上的曆史性的偉大革命。第一次革命就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這次革命打落了皇冠，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政體，建立了中華民國。孫中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首先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首次設計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初步方案，形成了中西合壁的以“民”為本的三民主義思想體係和“主權在民”的立國、治國原則，開創了以美國的總統共和製和法國的責任內閣製為藍本、具有中國特色的“五權分立”製政體，樹立了現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風範，以及不屈不撓、屢蹶屢振的堅定意誌和革命精神。但孫中山也存在著“唯我獨尊”、“唯我獨革”和“萬能政府”等思想傾向，特別是由於他所領導的政黨成分複雜、組織鬆散、革命徹底性不足等因素。雖然後來又經曆了“癸醜之役”、反袁護國、反段護法、反直護法、以及以國共黨崗位合作為特征的國民革命等努力，都未能恢複真正的民主共和製度。第二次革命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所領導的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經過國民革、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推翻了外來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民共和國，實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全麵轉型，並開始了自主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曆程，中國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以過人的膽識和求實精神，率先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的獨特革命道路，創立了以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為靈魂的毛澤東思想，多次在危機關頭挽救了黨和革命，並為新中國指明了十多年後朝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遺憾的是，革命勝利之後本應該在“民主聯合政府”領導之下以改革的方式集中精力大力推進現代化建設起來了，但過急地跨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製度雖然建立整體社會結構又回複到另一種意義上的高度集中和統一，弊病越來越多。當然，在此期間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曾不僅得過重大成就，但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事實表明，當革命已經為現代化建設從根本上掃除了障礙、創造了必要的前提之時，再一味地鼓吹推行原來意義上的革命(包括大規模群眾政治運動)，隻能是弊多利少，甚至造成破壞社會進步的“天下大亂”。
(5)20世紀真正意義上的全社會的改革，就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所領導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他高瞻遠矚，與時俱進，既繼承前人，又敢於突破，成功地開辟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創立了全新的鄧小平理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肇端於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是一次完全自覺的自主探索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化建設的曆程是次曆史性的偉大變革。這次改革由少數先行者偷偷摸摸地開始，在風風雨雨中極不尋常地逐步放展開來，如今已成了不可遞轉的心然趨勢。這說明，新的社會製度確定後，改革才是社會機體自我更新、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真正途徑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經之路。由於中國社會機體中封建專製主義殘餘和蘇俄革命及社會主義僵化模式中“左”的因素的層層壘積，各種墮性習慣勢力龐大，加之變革的全麵性、深刻性、複雜性和風險性(“摸著石頭過河”)，涉及各個領域和億萬家庭，時刻牽動著上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男女老幼每一個人的神經和喜怒哀樂，因則在特定意義上將這次改革稱之為“新的革命”也自在情理之中。但必須清楚，這裏的“革命”一詞已非革命的原義，而是一種轉義，萬不可胡亂套用。通觀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百年變革風雲和改革曆程，最後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無疑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好的。改革和發展的趨勢表明，中國已真正從根本上擺脫了自我束縛的困擾，邁上了曆史的必由之路和現代化的正軌。百年中國，百年憂患，百年巨變。百年社會轉型和現代化曆程中的潮起潮落，苦辣酸甜，中國人不能忘記，也不該忘記，因為我們仍處在這個過程之中。國內外有不少政治家和學者曾經預言，21世紀巨龍會騰空而起，“中國將是21世紀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語)。作為世界現代化總進程中的後來者，中華民族理應有這個信心和誌氣。但這種預言不是沒有條件的，它隻能成為我們的鼓舞之音而不可成為我們盲目樂觀、虛驕自大的包袱。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有智慧和才能的民族，也是最善良的容易滿足的民族。在世紀的交替時期，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問題和困難仍然很多，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最需要的是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萬眾一心，奮發圖強，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