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寒山寺，以唐張繼“月落烏啼霜滿天”這首《楓橋夜泊》詩而著名，詩碑最早為宋仁宗翰林學士王珪所書，明文征明所書為第二塊，清俞曲園所書為第三塊，第一第二塊以年代久遠，早已無存了，曲園所書，尚完整無損。吳湖帆多年不返故鄉，認為曲園書碑已毀於戰亂中，便異想天開，當今的張溥泉主持國史館，單名繼，和唐代的張繼，恰巧姓名相同，那麼不妨請當代的張繼，重寫唐代張繼的詩，立碑寒山寺畔，以留佳話。奈湖帆和張繼素不通問，不能貿然有所請求。恰巧友人濮一乘自南京來訪，濮和張繼有舊，就委托他代請張繼作書。詎意不久報上載著張繼的訃告，深悔這個腦筋動得遲了一些，張繼不及為之執筆了。大約過了半個月，濮一乘寄來一束郵件，湖帆展開一瞧，為之驚喜欲狂，原來張繼已把詩碑寫好了，行書很是遒秀。詩後有跋：“餘夙慕寒山寺勝跡，頻年往來吳門，迄未一遊。湖帆先生以餘名與唐代題《楓橋夜泊》詩者相同，囑書此詩鐫石。惟餘名實取恒久之義，非妄襲詩人也。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滄州張繼。”且附著濮的一信，略雲：“張溥老近日勞瘁過甚，致遲至前三日始行書就，越一夕即作古人矣。此紙實其絕筆，史館同人，欲予保留，繼又因執事對於此紙，自具勝緣，自應將真跡寄呈，惟懇尊處於上石之後，仍將原紙寄還史館，俾其保存，作為紀念。”湖帆即將該紙寄給在蘇的黃懷覺，請懷覺在蘇物色一石，刻一巨碑，送往寒山寺。數十年來，經過滄桑世變，久不聞此碑下落。近晤懷覺，才知此碑猶仆於荒煙蔓草間，幸碑文尚未損壞，我撰了一文，刊載《書法》雜誌，希望蘇州文物單位，把這第四塊碑重行樹立，亦足供人緬懷采訪。
此後，懷覺在上海劉晦之家拓金石銅器，凡數十件。又刻菲列律信願大成殿記，那是費範九所書，後來不知出國與否，下落不明了。
一九五四年，赴泰州，刻烈士碑。又刻呂鳳子所畫列寧像、孫中山像、魯迅像，石藏山西太原迎澤賓館，拓片在上海《新民晚報》上發表。又刻了齊白石像、柯璜像等。過了兩年，應聘上海曆史文獻圖書館，一九五八年，曆史文獻圖書館並入上海圖書館，即為上海圖書館裝裱和整修各著名碑帖，展出於博物館。一九七〇年，為上海朵雲軒刻趙孟頫、唐六如、祝允明等詩詞。他的兒子稚圭、良起，淵源家學，都能奏刀，由他指導，為劉海粟刻了一幅五尺左右的巨幹老梅，上端且有海粟自題的水龍吟詞，下端有一印：“無錫黃懷覺子稚圭良起同刻石。”這幅畫雄健兀傲，具有衝寒獨秀的精神，一經懷覺妙刻，對之仿佛冷香拂拂，襲人衣袂間，可稱雙絕。
南宋嶽飛墓，在杭州西湖，一九六六年秋，被四凶所毀。乃重新修複，花費人力五萬六千工，人民幣四十五萬元。大殿匾額“心昭天日”四個大字，照壁前的左右兩旁，陳列著這次修複的石碑一百二十五方，這些石碑有從屋基下發掘出來修補的，有從眾安橋嶽廟遷來的，也有根據拓片翻刻的，這方麵懷覺花了很大的力氣。尤其聚精會神的，那是曆代相傳嶽飛所書的諸葛武侯的《前後出師表》，字數較多，《前出師表》摹刻二十塊碑石，《後出師表》摹刻十七塊碑石，為了早日完成，懷覺招他的兒子稚圭、良起，一同鐫刻，父子合力，成績斐然。
至於刻碑工序，懷覺為我談了一些。據說：第一閱稿，仔細端詳稿的大小、行距、結構、排列等，然後選擇合適的石料，石料以洞庭山的太湖石為上品，大理石次之。先用沙石粗磨平整，繼用沙皮打磨，複以細刀磚磨光，直至膩滑為止。接著，以磨濃研勻的上好墨汁，加在石上，稱為上墨。待碑上的墨汁幹後，即用烙鐵燙上白蠟，務使均勻，再用細鏟，削去厚層和多餘部分，那碑墨自然黝然生光。接著把透明拷版紙，覆在原件上，用線描筆雙鉤。墨線雙鉤之後，更用銀朱做紅線條雙鉤，稱為過朱。過朱下一個手續，即所謂上樣了。上樣就是用過朱的雙鉤拷版紙，平鋪於上過蠟的碑石上，必須上下左右，安置妥適，用木榔頭墊著羊毛氈，敲擊鉤本字樣，那過朱的雙鉤紅線，很清楚的落在碑石上，便進行鐫刻了。刻法一般分陰文、陽文及雙龍(雙鉤線)。工具很簡單，一鐵板，作敲擊刀具之用，六寸長，八分闊，三分厚。二刀具，五點五寸長，柄橢圓形。又刀口，二分闊一麵起口的一把；起底刀，一分闊，二麵起口的一把；尖頭刀一把，六角形，五點五寸長，如此而已。總之，本著經驗，作靈活應用。前人說：“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這話是確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