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 亞聖之光 第十七章我說孟子
在2400年前的戰國時代，有一個很牛的布衣學者經常在宮殿上教訓國君：“當政者如果不能勝任上天及下民賦予的職責，不努力改善百姓的生活，就應該把國君的位子讓出來……”他喋喋不休地向各路諸侯兜售“民貴君輕”的王道思想，直言犯上的結果，使這位滿腹經綸的老先生雖不至於因言獲罪，卻因此不受當道者重視，終身鬱鬱不得誌。
這人就是孟子。
關於孟子，我對他最初的印象可以說是相當糟糕的。記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批林批孔”運動中，我們一幫小學生跟著老師下鄉學農，在田間胡亂拔了一通稗草，又到農家囫圇咽下一頓“憶苦飯”，大家呼擁著一位老貧農聽他談大批判的體會。他表情豐富地憶完苦、思過甜後，憤然斥喝道：“什麼孔孟知道？孔孟知道些什麼東西？我看他們就知道幫著統治階級欺負我們貧下中農！” 老貧農大炮猛轟，將“孔孟知道”炸得麵目全非，使我們這些個懵懂的學童，心裏對“孔孟知道”打了一個大大的叉。 後來，在教師照本宣科的講解及宣傳機器的強行灌輸下，我仿佛明白了被老貧農鄙視的“孔孟知道”，是指在中國封建時代肆虐了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代表的是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孟子作為儒家二掌櫃的，是個一心想開曆史倒車搞複辟的頑固派。他承襲孔子的家當，像個江湖遊醫一樣到處販賣“仁義”大力丸，推銷“克己複禮”的靈丹妙藥，目的是維護統治階級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特權。你看，孔老大鼓吹“學而優則仕”，孟老二就提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孔聖人不以“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為恥，孟亞聖就辯稱“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客觀而言，這種大批判時代對曆史人物特殊的解構方式，部分反映了事實真相。就如在孔子的旗號下，孟子的確是坐儒家山頭第二把交椅的。他嘴上供奉著孔聖人，卻將孔子的思想遺產大而化之，發展為仁政思想。如果沒有孟子，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未必能在後世思想界博得唯我獨尊的“宗主”地位。因為孔子的“仁義”更關注個人修養的自我完善，而孟子則將“仁政”與社會環境相結合，提出了一整套理想化的治世方略，使“孔孟之道”有了現實的利用價值。雖然不為當世君王所重視，但被後來享有天下的皇帝老兒相中，一些擅於把握政策風向的“文蟲”采用斷章取義、瞞天過海的手法，將“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精心打造成美化統治者權益，維護封建秩序的衛道盾牌和禮教堡壘。 有了最高權力的擁躉，“孔孟之道”想不火都不行，因之成為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總舵主，就一點都不奇怪了；而“孔孟之道”成為近代以來民主與封建勢力對決時，民主派攻擊的頭號靶子，好像也並不怎麼冤枉，誰要它樹大招風呢。 事實上，孟子學說的生命力是極其頑強的。雖然在“五四運動”的思想啟蒙中，它在激進知識分子“打倒孔家店”的風暴下，撲地假死過；在“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中，它因造反派的羞辱鑽進地縫裏，蜷縮躲避過；在改革開放初刮起西風東漸的旋流裏，因倍受時代精英的奚落，彷徨失意過。但飽經風雨滄桑的孟子並沒有趴下，依然一襲長布青衫，保持著一種超越世俗功利的高貴氣質，卓然屹立於喧嘩嬗變的世道，冷漠地注視前方。
孟子是先秦儒家學派既定方針的完成者，對中華民族思想性格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說來慚愧，雖然能時時感覺到這位曠世大儒脈搏起伏的勁道，但我對孟子學說的認識還是相當片麵的。對孟子真正產生興趣，則源於他那些至今仍然活得很年輕的經典語錄，隨便列舉一些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公孫醜上》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孫醜下》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公孫醜下》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 《孟子?告子下》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盡心下》
我想，在兩千多年前說出如此“雷人”話語的人，一定代表著某種先知先覺的思想力量。為此，我開始沉下心讀《孟子》原著。與曆史上偉大的思想靈魂近距離接觸，所產生的那種手捧“真經”的感覺是愉悅的，內心常因其人格精神的感召而提振。隨著對《孟子》理解的深入，我時而心生愧疚，為過去因淺薄對孟子這樣偉大的思想家漫畫式的誤解感到難堪。幡然醒悟下，開始重新認識孟子的品格及思想。
在我看來，孟子屬於那種“自信人生三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的時代強人。為了挽救頹敗的世運，拯救天下蒼生，他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邁，獨自揮舞著道德長劍，力圖一舉刺穿暴政黑幕，為晦暗混亂的現實社會爭取到和睦的陽光。這種一旦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便勇往直前、舍我其誰的積極進取精神，似乎有悖於儒家崇尚的“中庸之道”。相比之下，現在知識界似乎倒是顯得很“中庸”，隻可惜已丟失了“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味，而傾向於平庸。 孟子具有獨立的人格，在與無道君主尖銳對立時，進可攻，退可守，表現出通權達變的務實性。他信奉正直的人格尊嚴，鄙夷脅肩諂笑、鑽牆逾穴、壟斷貨取等卑賤行為。他強調高尚的品格來自嚴格自律和反複錘煉，認為人格應該超越貧富貴賤的地位，獲得社會平等的尊重。這體現了樸素的民主及人權意識。 由自比“臣妾”到自稱“奴才”，這是中國封建專製統治下，除卻皇帝之外的人格影像。而孟子式人格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孟子?滕文公章句》篇中，孟子指出：“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認為，那些對當權者無條件順從的人，是妾婦的為人之道。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應該居住在天下最寬敞的住宅（仁）裏，獨立於天下最正確的位置（禮）上，行走在天下最廣闊的道路（義）中。當他得誌時，要和人民一起踐行正道；失意時，也要矢誌不渝地獨行大道。富貴的誘惑不能使他迷亂，貧賤的折磨不能使他改變，威武的逼迫不能使他屈服，這才叫做大丈夫！
再看看孟子在“大丈夫”人格上的具體表現。孔夫子坦承自己是“畏大人”的，而孟子在“大人”麵前，表現正如《孟子?盡心》篇中所言“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誌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也。般樂飲酒，馳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製也。吾何畏彼哉？” 在孟子眼裏，那些高高在上的當權者沒什麼大不了的。向君王進言要藐視他，為什麼敢與之分庭抗禮呢？因為人生的追求不同：殿堂的台階高過幾丈，屋簷寬達數尺，我如果得誌，根本就不屑追求這種豪華；跟前擺滿山珍野味，美姬豔妾環擁，我即使得誌，根本就不屑追求這樣的奢靡；天天飲酒作樂，馳騁打獵時跟隨的車子上千輛，我即使得誌，也不屑追求這種虛榮。那些當權者的所作所為都是我瞧不上眼的，我的所有言行都合乎古代的禮製，這樣，我為什麼要屈服於他們威勢呢？孟子這種昂藏大丈夫的風範，豈不讓後代，包括時下那些為權利或金錢服務的“犬儒”們無地自容？這種正大光明的浩然之氣，使得一切蠅營狗苟追逐權勢財富者相形見絀。 人格的獨立是高度自信的體現。孟子在與學生談心時說過：“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看來，孟夫子的表達偶爾也會帶有“憤青”情緒的，這也成為後世攻擊孟子的靶子之一，指責他生性狂妄，不可一世到了極點。其實說到狂妄，傑出人物或多或少會有那麼一點點的，隻因他不僅以平治天下為己任，還具備平治天下的能力。 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孟子四處奔波，遊說諸侯，他確實是很想對社會負責的，但曆史卻不給他任何機會，因為他手中沒有掌握權力。孟子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借此表明凡有作為者，都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其底蘊是一種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舍我其誰”的氣概，正是君子人格在那個時代的體現。 中華民族浩瀚曆史五千年,曆來就有那麼一些為民族利益挺身而出的誌士仁人,在民族危亡時，他們超越世俗功利，以天下蒼生為己念，承擔起時代、社會和曆史賦予的崇高使命。當代中國正處在民族複興的偉大進程中，在麵臨國際、國內不斷出現的複雜形勢時，或許也應該表現出一些“舍我其誰”的血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