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榮把龜甲骨片逐一攤開，反複推敲、排比、拚合，最後確認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號是一種文字，是商代的占卜檔案，也就是史籍上所講的“殷人典冊”！王懿榮對甲骨文字的最初判斷，為後來的研究所證實。他是揭示甲骨之謎的第一人，中國的文字史也由此向前推進了一千年。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一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太後與皇帝倉皇逃命。王懿榮在庭院徘徊了一夜，於翌日清晨書絕命詞一紙，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寫完，他投井自盡！之後，他的妻子謝夫人帶著長媳張氏也一起投井而亡。
王懿榮死後，他的長子為了還債，將父親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轉售給了王懿榮的生前好友劉鶚，計一千餘片。劉鶚還委托趙執齋“奔走齊魯趙魏之地，凡一年，前後收得三千餘片”。另外，劉鶚還派兒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後加起來，有五千多片。劉鶚宣稱：“己亥一坑所出，雖不敢雲盡在於此，其遺亦僅矣。”
1903年，劉鶚從他的五千餘片甲骨片中精選了一千多片拓印成書，即大名鼎鼎的《鐵雲藏龜》，這是甲骨學史上的第一部著錄。從此，甲骨文從由隻供少數學者在書齋裏觀賞、摩挲的“古董”，變為可資社會上廣大學者研究的珍貴史料，從而擴大了甲骨文的流傳範圍，促進了甲骨學的研究。
劉鶚在《鐵雲藏龜·自序》中也提到了發現甲骨文的過程：“龜板己亥歲出土在河南湯陰……既出土後，為山左賈所得，鹹寶藏之，冀獲善價。庚子歲，有範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後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
民國年間曾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有“中國考古學之父”之譽的李濟先生在《安陽》一書中，稱王懿榮是中國古文字學科的達爾文，把劉鶚比為赫胥黎。王懿榮是第一個認識到甲骨文學術價值的人，劉鶚是第一個對這些完全不為人知的古文字進行整理、出版的人。
三
劉鶚是近代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國人。在列強頻頻入侵的晚清大變局中，他為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開出的“扶衰振敝”的藥方是：借用外國資本興辦實業，築路開礦，使民眾擺脫貧困，國家逐步走向富強。他給著名考古學家羅振玉（後來與劉鶚結為了兒女親家）的信中曾這樣說道：“晉礦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製，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觀點聽似有理，但將國家礦藏資源的開發權交給外國，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更為當時的朝野所不容。
那時，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豐富的礦藏虎視眈眈，以掠奪資源來對中國實施經濟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倫敦注冊後，創始人羅沙第便風塵仆仆地趕到北京進行公關。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國官場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務的總經理。他的好朋友、中國招商局總辦馬建忠就向他推薦了劉鶚。馬建忠還幫助劉鶚與晚清重臣李鴻章及其兩個兒子搭上了關係，獲得了足夠分量的政治支持。
這時的劉鶚，曾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邀到湖北商辦蘆漢鐵路，但卻玩不過盛宣懷的手腕，受排擠落馬；隨後他又上書直隸總督王文韶，建議修築津鎮（鎮江）鐵路，卻卷到鎮江鄉黨的內鬥中，惹了一身騷。
劉鶚還因進京行賄而在京城官場中留下了相當負麵的評價。他曾帶“字畫數十件餘”前往行賄身居高位的另一老鄉翁同龢處，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時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他在1895年5月21日的一則“日記”為證：“劉鶚者，鎮江同鄉，屢次在督辦處遞說帖，攜銀五萬，至京打點，營幹辦鐵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畫數十件餘。記之以為邪蒿之據。”
劉鶚行賄翁同龢，自然是為了“承包”鐵路工程，沒想到翁同龢高風亮節，不念同鄉之誼，不為重金所動，還在日記裏把劉鶚的這一醜行記錄下來了。
所以，當羅沙第來北京時，在總理衙門工作的劉鶚正鬱悶不得誌呢。經馬建忠牽線，自然一拍即合，劉鶚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華人經理，開始了其頗受人詬病的買辦生涯。
劉鶚的買辦生涯伊始，他的親家毛慶蕃、妻舅高子穀都曾經居中幫忙。毛慶蕃是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的親信下屬，劉鶚與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轉。翁同龢對福公司的態度，他也隨時向劉鶚透露。高子穀雖然是劉鶚在總理衙門的同事，但他身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孫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劉鶚可比。王文韶以軍機大臣身份兼管外務部之後，高子穀掌管著外務部的電報密碼本。清廷高層關於福公司事務的機密文電，他都會在第一時間告知劉鶚。
曾經商海的劉鶚是操作高手，善於打擦邊球，去繞開政策之限製。當時礦藏是嚴禁外資染指的，劉鶚便想了個辦法：煤礦在名義上還是國有，自己開采，但因為資本不夠，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銀一千萬兩，福公司因之而獲得了山西盂縣、平定州與潞安、澤州兩府屬礦六十年開采權中利潤的百分之五十，並承擔其間所有的開支。合同名為“籌借洋債”，但既沒有規定還款期限，也沒有規定借款利息，實質上就是變相賣礦，於國於民皆不利。
劉鶚的此舉，自然侵害到了山西當地窯主們的利益，大家義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強烈指責劉鶚的此舉實為賣國行徑。山西的窯主們廣為發動各種社會關係，山西籍的京官和舉人們交章彈劾，聲勢浩大，當時正是華北仇外氣氛活躍，朝廷也是保守派當道，於是，山西巡撫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劉鶚則被開除公職。福公司也暫時偃旗息鼓，被迫停止運營，直到義和團運動後才在山西重新運作，並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山西之礦中飽了福公司之私囊。
在山西遇到的麻煩，使劉鶚吸取了教訓。痛定思痛後，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變。福公司的河南業務相對比較順利。在河南，劉鶚低調地躲在幕後，讓他的親家、分省補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檢討吳士釗，出麵成立了“皮包”公司“豫豐公司”，豫豐公司一無資金二無礦址，其實就是專為福公司繞開外資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頂“紅帽子”。隨後便是“標準流程”：豫豐公司向福公司“借款”開礦，由意大利公使薩爾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員的大力配合下，很快獲得朝廷批準，開設了焦作煤礦。劉鶚成了福公司的紅人，忙得不亦樂乎，不僅幫著修訂焦作煤礦章程，還協助老外分送股票、安排“買辦們”的工作和報酬等，深深參與到煤礦的實際管理中，在為國人所痛恨的買辦路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