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不曾想到她會是那個曾經木可一世的罪惡家族中的最後一個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車，她買的是硬座車票，她帶走了全部屬於自己的東西，和女兒給她留下的最後九畝多塊錢。
火車開動時，我站在站台上同她們告別，小保姆透過車窗露出一張俊傻的笑臉，無憂無慮地揮手再見。
呂月月的母親僅僅向我短短頷首便全神專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伶仃，她對悲痛的麻木，和對北京的毫無留戀的冷淡，讓我心顫！
我從車站回到家裏，從抽屜裏取出鎖了整整一年的采訪手記。我帶上這部手記再次來到公安局的偵察處，把它交給了傳達室，並且留下一張字條。伍立昌同誌：送上我對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訪手記，請您審閱。
並請告知，如果把它作為一部小說，有無不妥。
此致敬禮！
海岩看傳達室的已經不是那個老頭兒了，換了一個懶懶洋洋的年輕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後，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電話，約我前去見麵。
見麵就安排在他的辦公室裏。作為公安偵察單位的一位處長，他的辦公室比我原先的想像簡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卻與呂月月的描述，無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頁不少地交還給我，表示無意幹預文學創作的自由。我試探地問："您是否覺得這個記述不夠真實呢？"
這位老資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說："這個記錄，我看僅僅是呂月月個人的眼光吧。她當時作為一個下級偵察人員，對案子的很多內幕情況並不全麵了解。不過她對她自己看到的情況以及對她個人生活感情的敘述，我看還算是基本真實吧。"
我想他們這種公安偵察人員對真實性的要求，可能是相當苛刻的。
我問："您知道呂月月去香港了嗎？"
他點頭："知道。"
"您知道她已經死了嗎？"
伍立昌依然不動聲色地點頭："知道。"
"您對她怎麼看呢，您對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聰明，很漂亮，很開朗，是個很有發展的女同誌，有人說她太風流我不同意。對年輕人不能求全責備。這樣一個女孩子如果真能培養鍛煉成一個合格的刑警的話，那將是很圓滿的一個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太善變了。就像過去毛主席打遊擊時批評的那種機會主義一樣。毛主席說：什麼是機會主義呢，機會主義就是這裏有利就到這裏去，那裏有利就到那裏去，無一定原則，無一定方向。毛主席批評的是當時的一種缺乏遠見的軍事政治傾向，其實對一個人的為人處事來說，也一樣適用。今天這件東西吸引你就投向這個，明天那件東西吸引你你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拋棄原來的追求，轉過去投向那個，那就很討厭了。太不安分的人，過於忠於自己的人，是很難相交共事的，因為這種人是不肯為了團體的事業或者他的夥伴而使自己委屈犧牲忍讓一點的。如果一個人總以自己一時的喜怒和利益為進退的取舍，那我看實際上就喪失了起碼的操守。"
我很讚同。
從伍立昌同誌那裏告別出來，我直接去了位於長安街的郵政大樓。大樓前的街道上，積雪未化，人來人往，嘈雜紛亂。互不相識的人擦肩而過，麵無表情目中無人地匆匆趕路。這種熱鬧與冷漠並存的都市生態，又使人感歎：不管怎麼說，在這個因物質化、官能化、功利化而變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發生的每一場真實的感情激動，都是可歌可泣的。那種真實無邪的感情從發生到破滅雖然總是短暫，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卻能給人的世界加入一種美麗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邊一排個體攤檔還亮著刺眼的燈光。天很冷，風很大，沒有生意，隻有一個賣錄音帶的小攤前，偶見一兩位騎車的過客駐足流連。那攤子上架著一台破舊的錄音機，高聲放送著一首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寂寞的影子風裏呷鬧的8字，代曆的旋律訴說陳采的往事，所謂山盟海誓是年少無知，那一場風花雪目的事有沒有機會，重術一友。
我向那位衝我大聲吆喝的攤主笑笑，沒有買磁帶，站在風裏聽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曲，然後走進郵政大樓。大樓裏很溫暖，我來到郵寄掛號信的櫃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給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