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中（上）
人生不但像《辭海》一樣包羅萬象，而且超越它—情感的複雜感受，決非生硬的字典條目所能表達。況且隻要你活著，你就會不斷感受到新的東西，而字典卻經年不變地睡在那裏。
你能像老樹一樣對一切都無動於衷嗎？
生活在中國，尤其己經成年的人，都會記得當年那句流傳很廣的歌詞：“我們趕上了更加美麗的好時代”。這話一點不假。當每個人都經曆了“反右”、“大躍進”、“四清”、“三年自然災害、”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幫”以及種種“史無前例”的大大小小的各類“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運動之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己是全世界精神財富最令其他國家眼紅的富豪。很多人在海外就因為研究這些內容而華撇成為專家學者。尤其我在“上山下鄉”之後又作了幾年工人，再上了魯迅文學院又到雜誌社工作，更是自同以為應如老樹般粗糙而偉岸。無論幾滴恩賜的春露還是狂風暴雨，我自信都會冷眼處之。
誰知這次不行了。
那一天我上廁所，正要出去的同事江小工對我說：“嘿，你爸爸給你們捎話來了，你知道了吧？”
我以為他和別的什麼人說話呢。看了他一眼，沒理他。他跟著又問了一句什麼，我才知道他在和我說話。
“我媽從台灣回來說，她辦了一件大好事幫你媽把失散了40多年的丈夫找回來了！”
我克製著流露出的異常情緒聽他眉飛色舞地介紹。他已故父親江文也曾是台灣著名的音樂家。春天時他母親接到台灣方麵的邀請，說要在台灣舉辦江文也的音樂會和生平研討會。江文也當年與另七位台灣文化界重量級的人物到大陸發展，在台灣被稱為“八仙過海”，那事兒在海內外頗有影響。“文化大革命”中，這“八仙”都很慘地被當做敵特和反動權威遭到種種’迫害，江文也含恨身亡。“四人幫”倒台後，江文也獲得平反。特別是進人九十年代，海峽兩岸的往來向縱深發展，經濟和文化藝術的來往日見頻繁。經請示有關部門批準，她母親被允許到了台灣。一天，緊張地應付完當天的活動之後，她正要休息，突然有位又白又胖的老者求見。這就是我父親。他們認識。當年在北京時，我母親和她是同班同學。江文也是他們的音樂教師……
我相信我聽得眼睛發亮。
但當他出了廁所，獨自一人的我腦海中突然萌生了這樣的畫麵是在古埃及的尼羅河或中國某條古老的河川上，遙遠地漂來了一個塗滿了樹脂也許是覆蓋著樹葉的草藍（這樣的故事在兩國的文字中均有記載），但它裏麵盛載的不是落難的孩童，而是一位年邁體衰的老頭兒。
我的爸爸就這樣出現了。
度過了40餘年沒有爹的日子，如今，突然冒出了個“爸爸”。
這真是件很滑稽的事兒。不是嗎？
我早已習慣了沒有爹的日子。從小到大，甚至原來在中學時登台演活報劇，都沒在台詞裏喚過爸爸。當然後來結婚了成了孩子的爹。於是隻被孩子叫過。於是也心安理得應答孩子的叫喚。但我卻真的沒喚過什麼人叫“爸爸”。
然而在文字上我卻寫過它。十餘年前，當我收到一封因刊載我小說而需我介紹個人履曆的美國來信時，涉及他那段文字如下——
父係台灣人。在本人尚無記憶時，他離京返台。同至今不知所終。
而今，這位“不知所終”的人物竟在廁所裏，從別人的口中出現了！那天，我貌似正常地回到家，馬上到我媽房間：
“您聽到賴正哉的消息了嗎？”
我這76高齡的老娘看著我不動聲色地眨巴了幾下眼睛，繼續撫摸攤在她大腿上的黃色的小虎貓。多少年來，她從沒斷過養貓。她給貓作飯，給貓洗澡，跟貓說話，和貓逗樂，表現了無限的耐心和情趣。一隻又一隻貓兒失蹤了。她會難過地嘮叨好幾天。她認為她的貓兒被壞蛋給抓去吃了，或是誰看著它好玩兒抓去自己養了。各種推測再加上到前後左右的胡同裏挨家挨戶地走訪偵察，終於失望之後，她不知又從那兒搞來一隻新的小貓。她也不管那貓兒懂不懂，隻是一個勁地給它講前幾隻它的同類的生存教訓。從此她關緊了門。無論誰出人她的房門，她都會趕緊說“快關門，別讓貓跑出去！”於是那貓兒在屋裏吃喝拉撒睡，弄的房間裏很有氣味。但她從來沒流露過半點嫌棄。
“你聽到什麼了？”
我把從同事那兒聽到的事兒說了一遍。
這樣，她才一邊仍用一隻手穩住貓，另一隻手從命她的一個總是隨身攜帶的記事本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張似乎是從什麼報紙上撕下來的一小塊紙頭，遞給我。
“真可笑，你看，這就是他讓我那同學吳韻真捎來的他在台灣的通訊地址和電話。都不給張名片。哼，小氣鬼！”
“您看您，人家可能太激動，忘了。也許是為了表示不見外才這樣隨便。我覺得這樣挺有味兒。”
她笑了笑，然後神秘地告訴我：
“這事兒一直沒跟你們說，主要是怕他們知道了多事兒，”媽用手往東邊一指。我知道她是在說我姐姐和哥哥。但多什麼事兒？她沒多說。我也不多問。老太太的多疑和處處設防，是她一生的重要積累。那是無二法改變的現實。我隻有婉轉地說：
“您就是這樣，和賴正哉聯係上，應當算咱們家一件大事兒。掖著藏著幹嘛？萬一他真的來看您，不是還得公開嗎？”
“那當然是另一回事兒。但現在我不想讓他們知道。”
她的固執像她的多疑一樣無法動搖。我便不再勸她。她這才換上輕鬆的閑聊的神態，對我說：
“他在台灣改名了。你看，叫賴龍江，還一個名賴正文。他也不住台南，而是台北……”
“他在台灣也又成家了吧？”關於他在台灣的地址、電話和姓名我早已看到。
“他那人，”老太太鄙夷地說，“肯定又結婚了。我那同學告訴我，和他一起去賓館找她時，是有個女人跟著。她曾問他那是誰，他說是他表妹。沒了還加了一句’妖裏妖氣的’。真可笑！”
她說她己經給台灣寫了信。老同學告訴了她賴正哉的情況之後，她當即便按照他給的地址寫了封信。這立即引起我條件反射般的警覺；按照我在《台聲》雜誌工作得到的種種信息，我知道，每當海峽兩岸的親友聯係上之後，雙方都有很多期待—特別是利益方麵。而大陸方麵的人總會期待有飛來橫財的喜事。因此己經鬧出不少極其荒謬的事兒。”
前幾天北京台聯會接待了一個台灣人，手提一個尼龍編織袋，就是裝尿素化肥的那種，來請求幫助——他已經一文不文了。問是怎麼回事兒？老先生說他是台灣老兵，這次將一生積蓄帶回河南老家看望家人。40餘年沒見麵了，他出手也大方，家人也以為他有花不完的錢。於是個個伸手。你多了我少了，鬧得不可開交。本來他想在家鄉養老送終，誰知這麼一來，他不想多呆了。臨走前，這個親戚說：’嗨，你還穿西服回台灣幹嘛？留給我作紀念吧’。另一個說：’您這雙鞋不錯，大陸買不到，咱倆換吧’。大人孩子比著和他要東西，把他瓜分了個精光淨。上車時他已是一身大陸農民的裝束。隻有一個手提箱還透著點台灣風味。誰知又一個親友過來，說你既然從台灣將它帶來了，還帶回去幹嘛？咱倆換一換。於是就拿個尿素口袋把那箱子換了下來。您知道那尿素口袋裏裝得都是什麼？全是村裏產的粉絲、花生、核桃、大棗什麼的。台聯那位同誌立刻就急了。問，有人陪你到北京嗎？他說是他侄子陪他來的。侄子讓他在北京火車站等他，自己跑到什麼名勝古跡去逛去了。他們一直在火車站憋到晚上才見他回來。台聯那同誌狠狠地批評了他。這不是明火執仗地打劫嗎？那侄子還真是西服革履—他倒像個台灣人了……”
我把這事兒講給她聽。
“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我媽瞪了我一眼“錢，在我們老輩人眼裏叫‘阿堵物’，我在信裏一個字也沒一提！”
我媽出生於清末的封建官僚家庭，三四十年代燕京大學的大學生，很接受過五四新文化的影響。她拉得一手好二胡，還寫得一手好毛筆字。在她年輕時可謂識書達理的大家閨秀。我還記得小時候聽她拉“二泉映月”等曲子時，讓我深陷古幽淒惋的意境中的情景。
阿堵物，說得好。我邊笑邊點頭。我放心了。
“你知道什麼叫阿堵物嗎？’老太太開始考我。
這當然難不倒我。《晉書，王衍傳》有言：“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嚐言錢。婦欲試之，令婢女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謂婢曰：’舉阿堵物卻’。”陸遊亦有詩曰：“阿堵元知不受呼，忍貧閉戶亦良圖。”再如宋，張來有詩雲：“愛酒苦無阿堵物，尋春奈有主人家。”我不但知道阿堵物是古人對它的鄙稱，而且知道在六朝時，“阿堵”不過是一常用的語詞，猶如今人所謂“這個”。南朝時，有些書中常用此詞兒。例如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中，就可常遇該詞兒。該書在巧藝篇中有這麼一段“顧長康（顧愷之，晉代大畫家）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畫，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這裏的“阿堵”乃指眼睛。又如“文學篇”中有言：“殷中軍見佛經雲：’理應在阿堵上。’”這裏的阿堵則指殷浩所見佛經。她見我要離去，再次叮囑我說：“千萬別對他們說呀。”
我實在鬧不明白媽的這種心態。為什麼不願兒女們知道？有什麼必要守口如瓶？這難道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嗎？她難道就不知道我姐姐一直在通過各種途徑尋找他嗎？
就是在大約半個月之前，姐姐還來媽這裏追問解放前老爹在台灣的詳細地址。她說她托一位與他們廠有業務聯係的台商回台灣時幫助找一找。我聽到姐姐說：
“真奇怪，怎麼就是找不到呢？您沒記錯他在台灣的住址嗎？”
像這樣的問話，在我們家已經重複不知道多少遍了。尤其是近幾年來，海峽兩岸往來的調門兒越拔越高，經貿、文化、探親、旅遊的往來愈發頻繁，失散40餘年的親人們大多已聯係上，惟獨我們家，連一點音訊也沒有。於是大家就感覺某種失落和不平。對於這個爸爸也就產生了失望。“台南縣嘛！解放前他來信的落款就是它嘛。他可能死了，也可能舉家遷往小日本或美國了。我怎麼知道？”她急了就會頻率很高地叫起來。姐姐不高興地嘟嚷說：“真逗，連這也忘。”二三十歲的時候，連看書什麼的都是過目不忘，居然豔這個給忘了！”“你們真是！我們又沒搬家，他是你們爸爸，他應當找你們。誰知道這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老太太的嘴極硬、極快，她從不服輸，也一向是逮著什麼說什麼，“再說了。44年了，不是這幾年才開放搞活的嗎？倒退10餘年，你們誰敢說你們有親人在台灣！都巴不得躲得越遠越好。記它？吃飽了撐的？咪咪……”
她又去逗她的貓。
她的直言快語猶如一片疾駛而來的烏雲。遮住了同明朗的陽光。人人臉上帶著陰影回避了這個話題。
從我記事時起，我就沒見過我們家有“爸爸”。
正是無優無慮童年，卻趕上國共兩黨的內戰。我記得當時隻有外婆、姐姐、哥哥和我4個人一起住在西單附近的一個大院裏。院裏有一座假山，山上有丁香樹和高大的榕樹，再就是叢生的野草，野酸棗棵子是我們必須防範的——若是沿著小路上山時，不小心就會劃破皮肉或衣服。在前前後後的幾個大小院落裏，還有夾竹桃樹和棗樹，每到雨天過後，夾竹桃樹的枝幹疤節處就會有赫稠的樹膠外滋出來。寬敞的走廊是精心彩繪過的。第二道門的門媚上雕刻著“息園”兩個字。據說那是我外公的親筆題字。院裏還養了一隻大白狗。夏天午後，外婆總是強迫我們午睡。一心惦記著玩鬧的我們隻好躺在各自的床上聽樹叢中的蟬鳴。春天，院子裏總會飄著丁香向花或棗樹花濃鬱的香氣。有時我會避開大人的眼睛，偷偷爬上棗樹，去摘那些尚未成熟的青棗。在高高的樹上往下看外婆前院後院地找我，挺開心的。常常，我
們在前院後院地追追打打的時候，外婆會焦急地甩著小腳來叫我們“快回來！飛機來了！”
於是我們趕快跑回北屋，這個鑽進床底下，那個趴在八仙桌下，聽著呼嘯的飛機盤旋一陣後遠去。我們爬出來再繼續玩。要不就是和外婆一起挑米裏的砂子。她把大米倒在桌上，我們認真地將米和砂子分開。假山上的枯樹枝很多，外婆總帶著我們去折樹枝，好在冬天裏升火用。
沒有爹媽的日子也挺有意思。媽在哪兒？爹在哪兒？我壓根兒就不知道，也從沒問過。反正就稀裏糊塗地胡亂玩過。
感覺有點不對勁是在上了小學一年級之後。
一天，我們去一個同學家玩。他們家“在旗”，規矩大。尤其他奶奶，一見麵就要問“你爸是幹什麼的？”“你媽是幹什麼的？”“哥哥姐姐都多大了？”別的孩子很快地過了關。我卻說不清。她更要刨根問底。我隻好懾懦著“他不在……”“不在？你生下來就不在？”我稀裏糊塗地點點頭。“噢，遺腹子。”這話我聽不懂，所以印象就更加深刻。偏這老太太特別健忘。隻要見她一麵，她就要間你一回。我實在難耐這種考問，後來幹脆不去他家了。雖然那時我尚不懂事，但每逢談到家庭的場合，我都會湧起一股朦朧的混雜的情緒：在我身上有一段不光彩的家庭曆史。
家人對這段曆史諱莫如深。我們幾個孩子誰也不提這事兒。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麻煩事越來越多。學校裏幾乎每年都要填寫一張表格出身、籍貫、家長姓名還同有成分和職業等等，都讓我看著就很不舒服，也不會填。我當然隻能讓媽填。結果父親那一欄中十分簡單：離異。我們幾個孩子都隨母親的姓氏。這倒是一個不錯的招數。
然而誰能想到，那個我們始終終鬧不清的爹，卻成為我們擺脫不掉的“家庭結”。
現在看來，在15歲以前我什麼也不懂。
小學、初中，雖然常常碰到問訊家庭的情況，也隻是出自本能的一種沮喪感覺，並未能上升到社會學層麵上去。那時我已經快初中畢業了，還是隻顧玩，不管其他任何事情。其實那時我身邊已經是風雲變幻。首先是我的姨夫被打成右派。他任小學教員時，各方麵都非常積極。他畫得一手好畫，據他說，是得過齊白石的真傳。他至今還珍藏著齊白石送他的一副畫兒。在學校，他又教圖畫課又帶體育課，一天到晚沒閑的時候。到號召幫黨“整風”時，當然又首當其衝，給學校領導貼了張大字報，是關於學校內丟東西，而校領導沒給以足夠重視的意見。自然，他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到農村去勞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