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由於工作太忙，已很少有時間讀文學作品了，軍旅文學尤其少。當翻開《非常禁區》，極平凡而普通的人類情感被作者用詩一般行雲流水的語言娓娓道出時，我的閱讀漸漸轉化為聆聽，它豐富的弦外之音和象外之音似乎帶著某種暗示，傳達著弓豔這位年輕的軍人作家經過一場戰爭洗禮後的憂患和哲思，給讀者留存了豐富的想像空間。
作品中人物在生與死的搏擊、人性與非人性的碰撞、自我價值的實現與驟跌中，似曾相識地一一出現在我麵前，我無法再把自己當成一個局外人，我熱切地跟他們握手、與他們對話，被軍人們身上自然流露出的奉獻情懷深深感動。
文學創作與搞學術研究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要產生出原創性和獨特性的思想成果來。作者采取寫實與寫意的交錯手法，無論是宏觀視角上對突發事件的理性判斷，還是連著皮帶著肉，近乎疼痛地對人性本質進行的拷問，都突破了對事物表象的淺嚐輒止。抗擊非典是一場世紀初的特殊戰鬥，尋常的生活準則和價值取向此時並不適用，隻有認識到這點，才有可能尋找到小說創作的最佳角度。
我十分讚同作者的觀點，醫務工作者的人文素養與是否對病人懷著痛徹心扉的憐憫心之間有著莫大的關聯。現代醫學模式已經轉向要對病人進行生理和心理全方位的治療護理，病人潛在的心理問題日益凸顯。精神世界裏的思維活動決定著人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不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我們接收和感應不到來自病人心海的消息，眼裏的病人不是苦難的，等待救助的，而是又髒又臭，甚至是讓人嫌惡的，那又如何與病人溝通展開心靈的對話？從這個層麵講，一個優秀的醫務工作者必須具有對美的感知力、藝術的頭腦和開闊的人文視野，才能對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產生親切的理解，感性豐富了，理性和智性才能使醫術更加精進。否則，就會跟一個隻掌握了修理技術的技工沒什麼兩樣了，隻會把病人當成物理個體，而非帶有情感的生命個體。
我一直跟身邊的年輕醫生講，要保持一份對生活的熱愛，人的內心才會豐富平和，才能學會感恩，學會體諒，學會負起責任來。多少年來，音樂和體育一直是我工作之餘的最愛。記得那是一九七三年吧，我帶著一些醫務人員到鄉下去幫那些家庭貧困的農民看病，農村條件特別艱苦，又趕上除夕，大家的情緒都受到了影響。我就把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搞了個小型的歌舞晚會，還教同誌們唱了一首《建築工人之歌》，這首歌的歌詞很精彩：我們一生走遍四方，從那邊疆走到邊疆，我們一生走遍四方，遼闊的土地萬裏無際，都是我們的家鄉。住的是帳篷和土房，冒著深嚴的風霜；一旦蓋好了高樓大廈，我門又換了一個地方；身前就是無邊的原野，身後就是嶄新的廠房；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戰鬥地奔向前方……這首歌立刻給了大家力量，每個人都受到了震動。音樂可以撫慰心靈，體育可以鍛煉意誌，直到現在我還是保持著這種永遠向前看的精神力量。
非典並沒有漸行漸遠，一個輕易忘記過去的民族，一定不會具有美好的未來。作為一場戰爭的親曆者，弓豔責無旁貸地把那段曆史以小說的形式記錄了下來，提示著大家非典不應該被簡單化，更不能被遺忘掉。相反，它去得越久，留給人們的思考就應該越多。
我的家鄉在福建，福建武夷山有一種珍貴的茶樹叫“大紅袍”，孤獨地生長在荒蠻與險要的懸崖峭壁之上，吸納著天地間靈氣，所以才成就了它與眾不同的品質。我祝願弓豔像她作品中所寫到的那樣用一顆安靜的童心，不會長大的眼睛繼續寫作。祝願她像家鄉的茶樹一樣，在枝繁葉茂的茶林中，在文學創作的廣袤土地上永吐特別的芬芳。
鍾南山
2007年4月20日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