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東北，似乎興起了一陣研究蕭紅的熱潮，其中也有我的老朋友。他們向我這裏來征集材料，聽取意見，……我給他們的建議是這樣：
“對於這樣一位作家，僅僅從事文學生涯隻有十年間的曆史，為我國文學事業——無論質或量，社會意義，藝術造詣——留下了不能抹煞，不可磨滅的業績，我們是應該進行一次嚴肅的認真的研究和探討的工作，我是讚成的。但是對一個作家的評價是應該從他或她的具體作品效果和意義而衡量、而產生的，而不是別的什麼‘屬性’。因此我建議你們對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體的突入，全麵的分析，全麵的綜合……而獲得一個相應的結論，來啟示讀者，教育讀者，……對於她生活方麵的一些瑣事，不必過多注意，過多探求……否則將會遇到一些難於通過的‘死角’，這是無益而浪費精力的事，……”
1946年秋，我又回到了我認為是“第二故鄉”的哈爾濱。從1934年夏初我同蕭紅離開哈爾濱出走到青島，後來到上海，而後又輾轉飄流到各地……到1946年秋，大致時經約十二年。當時我曾寫下過一首詩：
金風急故壘，遊子賦還鄉：
景物依稀是；親朋半死亡！
白雲紅葉暮；秋水遠山蒼。
十二年如昨，杯酒熱衷腸！
這是寫出了我當時真實的一種淒愴的心境！
在哈爾濱我曾做過群眾巡回性的五十天左右的講演。大約出場了百次上下，解答了約為千數個各項問題。
其中有一項問題，每到一個場合總要遇到的，這就是：
“你和蕭紅為什麼，和怎樣分開的？”我當時隻能回避開，也隻能用“無可奉告”這句話來回答那些熱情的、善意的聽眾。因為哈爾濱和整個東北當時正在被國民黨分路進攻的政治、軍事緊迫的情況下，我更不宜於談論這類屬於個人性質的問題的，因此就一概加以回避和拒絕了。這倒並非我“態度驕傲”或“故作神秘”，凡事我們總應該先分清主要、次要，按緩、急、輕、重……來對待的。
在今天，在這裏，我以為簡括地把這“訣別”的問題略談一下可能是適宜的。
1932年夏季間，這時我正流浪在哈爾濱，為一家私人經營的報紙——《國際協報》——撰寫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維持起碼的生活。同時也輔助該報副刊主編老斐——裴馨園——編一些兒童特刊之類。
一天，老斐收到一位女性讀者來信，請求他給以幫助，能夠為她寄去幾本文藝讀物，因為她是被旅館所幽禁的人，沒有外出的自由……信是寫得很淒切動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況是否屬實，我同意了。由他寫了一封“介紹信”，附上了幾本書，在一個快近黃昏的時候，我到了哈爾濱道外正陽十六道街東興順旅館。
由於我是以報館編輯名義前來的，旅館對於那時的報館還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讓我去見她。
……
（編者注：經過詳見第一輯蕭軍的“和蕭紅偶然相識”）
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結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緣”！
1932年終，報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們全鼓勵她寫一寫，於是她就寫了《王阿嫂的死》這個短篇（可能是它）被刊載了，受到朋友們鼓勵了……這就是她從事文學事業正式的開始。
1933年秋天，在經濟上受到一些朋友們——特別是舒群——熱心的資助，和當時承印的“五日畫報社”王××社長的幫忙，把我們所發表過的短篇小說和短文，選成了一個集子，定名為《跋涉》得以出版了。我將永遠感念這些有助於我們的朋友們！
1938年初夏，在延安我計劃要去“五台”，當時不能成行，就隨同丁玲、聶紺弩一道到了西安“西北戰地服務團”。這時蕭紅也正寄居在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