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1.亞老與詩
什麼樣的人寫什麼樣的詩，這樣說還不夠的，還得加上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對詩的看法，人和詩，詩和人，分不開的。
也可以有對詩的看法好像很“正確”，看他寫的詩，卻不怎麼樣，人和詩分開了，結果隻能這樣，人不能是詩人，詩不能是詩。
真的詩人不這樣，柳亞子先生就是真的詩人。
對於我，亞子先生是很少幾個最有魅力的人，最可愛的人，最讓我敬重的人裏的一個，常常讓我想起來的一個。
大變革時代的詩人應該有革命詩人的自覺，他常說：“我的詩不是文學的革命而是革命的文學”，他不是隨隨便便這樣說的，“至竟何關家國事，羞教人說是詩人”（赴愚園南社雅集，1915），他是能時時掂詩人這個稱呼的分量的真詩人。
1903年，他才17歲，“憤慨於專製酷虐，民柳亞子
氣不揚”，寫五言古詩《放歌》，淩厲昂揚，讓讀到的人驚歎，叫他“狂生”，他一生都這麼狂，狂得很正常。狂在他那就是叛逆性，因此很自然，他敬佩魯迅先生，1933年，他寫了一首《贈魯迅》，請鬱達夫幫他送去，讚美先生：“高舉叛幟即千秋”，認為魯迅先生的舊體詩是“不可多得的瓌寶”。
革命詩人的他，能夠站在曆史的高度觀察詩歌的發展曆程，把握詩歌發展規律，詩的現狀和未來是他最愛談論的話題，他相信，新必能代替舊，作於1941年的長歌古體詩寫道：“政治問題豈異文學問題，亦應後起前者僵”，“播新除舊我非狂”，每次談詩，他都要強調新詩必能代替舊詩，這成為他最喜歡的話題。
他親身經曆兩世紀之交中國詩歌演變過程。
那個時代的最後一批舊體詩人裏，他最敬佩的當然是譚嗣同、魏源等這些革命詩人，他們和他有共同語言，譚嗣同的“天發殺機，龍蛇起際，猶不自懲，而為此無用之呻吟，抑何靡與？”（莾蒼蒼齋詩自敘）和他的“至竟何關家國事，羞教人說是詩人”完全一樣。
作於1914年的《論詩六絕句》，對於清末那些保守派詩人，有非常精辟的評論：“鄭（孝胥）陳（三立）枯寂無生趣，樊（增祥）淫哇亂正聲”，王闓運“古色斕斑真意少”。這些評語，都不“狂”，卻很嚴格地遵守科學規律，都是公認的定論，鄭、陳都是江西詩派大家，信守祖師爺黃庭堅那一套，張之洞說“江西魔障不堪吟”，“黃詩多槎牙，吐語無平直。三反信難曉，讀之鯁胸臆”，鄭孝胥自己也說“平生作詩多苦語”，讚同“以澀為貴”。曾國藩說陳三立的詩“造意追無垠，琢辭辦倔疆，伸文揉作縮，直氣摧為枉”。至於王闓運，陳衍說他的詩“沉酣於漢魏六朝者至深，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正，不必其為湘綺之詩矣”，錢萼孫說他的詩“如三代法物，或疑膺鼎”，胡適則幹脆說是“假古董”，他自己也說是“雜湊募倣”。樊增祥和易實甫的技巧至上主義走的是另一條路，樊說他“詠句求華實”，“論詩專取清新”，易實甫說他尋求的是“冷趣”、“幽想”，結果樊大寫其“豔詩”，易大寫其“捧角詩”，單純的技巧用於“玩詩”，可以玩得很“正經”，也可以玩得很放蕩，如今再拿王的《園明詞》，鄭的《海藏樓詩》，陳的《除夕被酒奮筆寫所感》，樊的《彩雲曲》，易的《天童山中月夜獨坐》等等，會痛切地感到“玩詩”的可怕，沒有靈魂的技巧至上主義的可怕，對於柳亞子這樣的前輩，覺得格外可親，可敬，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