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學文：一棵樹的生長方式 李雲雷 3. 敘述藝術的探索
在小說的藝術上，胡學文也有自己的特色，他的小說是很典型的現實主義風格，但在描寫現實時，他的小說往往能達到一種近乎荒誕的色彩，這既與轉型期中國農村現實中所具有的不合理性有關，也是作者在藝術上提煉所達到效果，正因為逼近現實，小說也將現實中的荒誕性充分地表現了出來。當我們看到《命案高懸》中的吳響一次次徒勞無功地追尋真相時，當我們看到《在路上行走的魚》中的楊把子一次次無奈地去要賬時，或者當我們看到《飛翔的女人》中的荷子一次次絕望地去尋找小紅的時候，我們不會感到現實的荒謬嗎？而這種強烈的荒謬感，並不亞於卡夫卡在《城堡》中的荒謬感，小說中人物的抗爭也不亞於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反抗荒謬的精神，並且它們深深植根於中國現實，在表達上也更易於為中國人接受。匈牙利理論家盧卡契一開始並不喜歡卡夫卡的作品，隻是在坐了監獄之後才認為卡夫卡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因為它表現了現代人的普遍感受，當盧卡契將卡夫卡視為現實主義作家的時候，他對“現實主義”本身的理解已經發生了變化，而我們在胡學文的小說中看到現代主義的色彩，也並不是說他不是現實主義了，而是說他在表麵的現實之後發現了更深一層的真實，這是一個“現代”作家所應該有的追求。此外，還需要提及的是，敘述“一次次追尋真相”、“一次次要賬”、“一次次尋找女兒”，對於作者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如何讓一次次的敘述不顯得重複，反而能從中獲得強勁的力量，這是極為困難的，但胡學文卻能圍繞著故事的主旋律，不斷變換“演奏”的方式，將故事一步步向前推進，使單調的故事獲得不斷變得豐富，直到達到高潮，這是一種難得的能力。
他的小說中有時也會借鑒一些元敘事的方式，比如在《婚姻穴位》的第3節，一開頭就是：“劉好是我父親，我就是那個被賀文蘭遺棄的野種。以上的故事是我編織的。”而在《一個謎麵有幾個謎底》快結尾處，則說，“哦，對了，我就是那個為了出氣讓老六偷家裏雞的胖子。二十年前，老六替我拿主意，二十年後，依然如此。”這些借鑒雖然還有些表麵化，在整個小說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大，但表明作者是有充分的意識的。
有不少評論者注意到，在胡學文的小說隻能感存在一個“追尋”的主題，這在不少作品中都有所體現，比如上麵提到的《命案高懸》、《在路上行走的魚》、《飛翔的女人》，而在《土炕與野草》中，爹一定要為“我”和丁香找一個娘；在《麥子的蓋頭》中，不管老於再怎麼對麥子好，麥子也要找回馬豆根過日子。“追尋”的主題是存在的，但如果我們深入加以研究，就會發現在胡學文的小說中，在“追尋”中會不斷發生轉移，使故事在敘事的重心上發生轉換，他善於在小說的開頭很快地吸引住讀者，然後在敘述的展開過程將重心轉移到另外的故事上去。在《命案高懸》的第一節中，我們看到的是試圖利用權勢勾引尹小梅的故事，此處的重心在於吳響的欲望與尹小梅的不肯就範之間的“博弈”，當吳響無法讓尹小梅屈服而惱羞成怒，將她交給副鄉長毛文明時，故事的重心便發生了轉移，尹小梅再次在小說中出現時已經死了，這突然的變故，使小說此後的焦點便集中在追尋她死亡的原因上了。在《在路上行走的魚》中也是類似的處理方法，在小說的前兩節，我們看到的隻是楊把子與何青草、梅子之間的關係，直到第三節賣牛的情節開始，“要賬”這一故事的主線才漸漸突現出來。而在《飛翔的女人》中，我們會注意到，在小說的中間部分，故事的重心也發生了轉移，在此之前，荷子在一次次絕望地尋找小紅，小說的懸念是“荷子能否找到小紅？”而在此後，她則將全副精力用在懲罰人販子“大爪”身上了，小說的懸念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她能否將“大爪”送到監獄中去則成了最令讀者關心的事情。嫻熟的“轉移”使小說突破了對情節的依賴（但並不離開情節），而將重點轉成了對世道人心的深入刻畫，而小說結尾部分最後往往會加以戲劇化的處理，使得整個故事情節發生翻轉，乍看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耐人琢磨。這可以說是胡學文小說最具特色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