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新年的夢想
新年前的兩日我正在作長途的旅行。寂寞的旅途是我最歡迎的，因為平常某日有應做的事，有不能不見的客，很少有整天可以自由用來胡思亂想的；隻有在火車和輪船上，如果熟人不多，大可以終日關在一間小房間裏，靠在枕頭上，讓記憶和想像上天下地的自由活動，這在我們窮忙的人是最快樂的一件事。
這兩天在火車上，因為要替《大公報》寫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論文，雖然有機會胡思亂想，總想從跑野馬的思路裏尋出一個好題目來作這篇應節的文字，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們這個國家在這新開始的一年裏可以做到的幾件什麼事？”我是向來說平實話的，所以跑野馬的結果也還是“卑之無甚高論”。
我上了火車，就想起上次十月底我南行時在火車上遇著的一位奇特的朋友。這人就是國聯派來的衛生專家史丹巴（Stamper）先生，他是猶哥斯拉夫國的一個偉人，他在他自己國內曾盡力做過長期的鄉村運動，很受人民的敬愛。他在中國十二個月，走遍十六個省份，北到寧夏，南到雲南，到處創設衛生機關。在中國的無數外國專家，很少“也許絕無”人有他那樣勤苦盡力的。
在平浦的火車裏，史丹巴先生和我談了許多話，其中有一段話我最不能忘記。他說：“先生，中國有一個最大的危險，有一件最不公道的罪惡，是全世界文明國家所決不容許的。中國整個政府的負擔，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全都負擔在那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的肩背上；而有資產的階級差不多全沒有納稅的負擔。越有錢，越可以不納稅；越沒錢，納稅越重。這是全世界沒有的絕大不公平。這樣的國家是時時刻刻可以崩潰的。”
史丹巴先生悲憤的指出的罪惡，是值得我們深刻的慚愧，誠懇的懺悔，勇猛的補救的。我們的賦稅製度實在是太不公道了。抽稅的輕重應該是依據納稅的能力的大小，而我們的賦稅卻是依據避稅的本領的大小：有力抗稅則無稅，有法嫁稅則無稅，而無力抗稅又無法嫁稅的農民則賦稅特別繁重。不但錢糧票附加到幾倍或幾十倍，小百姓挑一擔菜進城，趕一隻豬上市，甚至於裝一船糞過河，都得納重稅。而社會上最有經濟能力的階級，除了輕微到不覺得的間接稅之外，可以說是完全不用納稅。在許多地方，土豪劣紳不但不用納稅，還可以包庇別人不納稅，而他們抽分包庇的利益。都市裏有錢有勢的人們，連房捐都可以不納，收稅機關也不敢過問。所得稅辦到今天，還隻限於官吏和公立學校的教員；而都市商家，公司銀行，每年公布巨大贏餘，每年公然分俵紅利，國家從不能抽他一個錢的所得稅。國家財政所靠的三五項大宗收入，關稅、鹽稅、田稅、統稅，其最大負擔都壓在那百分之九十幾的貧苦農民身上。人民吃不起鹽了，窮到刨削地土上的硝鹽，又還要犯罪受罰！
這種情形真是一個文明國家不能容許的。所以我的第一個新年夢想是夢想在這個新年裏可以看見中國賦稅製度的轉變，從間接稅轉變到注意直接稅，從貧民負擔轉變到依納稅能力級進的公開原則。遺產稅是應該舉辦的；所得稅應該從速推進到一切有營利可以稽查的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