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質的畸形，這是一種曆史的要。
中國的人專製隱秘多變，迫切要一批這樣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隱秘，又能適當地把隱秘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裏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統者的心洗刷成潔的規範。
這樣一批人物，要有敏銳的感能力、快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小人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極權專製體製的填補。
為了極權專製的利益，這些官場小人能夠把人之為人的人格座踩個粉碎，並由此獲得一種輕鬆，不幹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人性、道德、譽、承諾、盟誓可以一一丟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惻隱之心也可以一一拋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專製社會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
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窮人，貧窮不等於高尚卻也不直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盜，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作為行為的代價；我當然也不是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麵，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與官場小人正呼應得起來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劣群落：惡奴、乞丐、氓、文痞。
惡奴、乞丐、氓、文痞一旦窺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產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運動，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那就滋生蔓延吧，有麼力量能夠阻擋呢？
那麼，就讓我們以惡奴型、乞丐型、氓型、文痞型的分，來仔細地看一看小人。
一、惡奴型小人：
本來，為人奴仆也是一種社會構成，並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聲欺侮人，主子失勢後卻又對主子本人惡眼相報，甚至平日在對主子眉順眼之時也不時窺測著吞食主子的各種可能。這便是惡奴了，而惡奴則是很典型的一種小人。
謝國楨生的《明季奴變考》詳細敘述了明代末年江一帶仕宦縉紳家奴鬧事的情景，其中涉我們熟悉的張溥、錢謙益、顧炎武、董其昌等文化人的家奴。這些家奴或是仗勢欺人，或是到官府誣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財物，使政大局本來已經夠混亂的時代加混亂。
為此，孟森生曾寫過一篇《讀明季奴變考》的文章，說明這種奴變其實說不上階級鬥爭。因為當時江固然有不少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卻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奴仆而一定要奴仆的人，這便是行一時的找豪門投靠之風。
本來生已經挺好，但想依仗豪門以逃避賦稅、橫行鄉裏，便成群結隊地簽訂契約賣身為奴。“賣身投靠”這個詞就是這樣來的。孟森生說，前一撥奴仆剛剛狠狠地鬧過事，後一撥人又樂嗬嗬地前來投靠為奴，這麼階級鬥爭呢
二、乞丐型小人：
因一時的災荒行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把行乞當一種習慣性職業，進而滋生出一種群體性的心理模，則必然成為社會公害。
乞丐心理的點，在於以自穢、自弱為手，點滴而又快地成著對他人財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沒有明的所有權概念，他們認為間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隻要舍得犧牲自己的人格形象來獲得人們的憐憫，不是自己的東也可能轉換成自己的東。他們的腳永遠踩踏在轉換所有權的滑輪上，獲得前語調誠懇讓人淚，獲得後立翻臉不認人。
乞丐一旦成群結幫，誰也不好對付。《稗鈔·乞丐》載：“江蘇之淮、徐、等處，歲有以逃荒為業者，數成群，行乞於各州縣，至鄰近各省，緒初為最多。”最古怪的是，這幫浩浩蕩蕩的乞丐還攜帶著蓋有官印的“護照”，到了一個地方行乞簡直成了一種堂堂公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