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作為醫生，語言溝通固然不可或缺，心靈溝通更為重要。有時，醫生並不需要很多語言，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足以讓患者記一輩子。醫生是不是用心，患者是能感覺到的。著名醫學家林巧稚深受病人愛戴，不是做了多少高難手術，而是因為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例如，給產婦掖掖被角、擦擦汗珠，和病人拉拉手、談談心。恰恰是這些細節，成就了她的偉大。所以，醫生給病人開的第一張處方不是藥物，而是關愛。
醫患溝通，貴在將心比心，換位思考，因為躺在床上和站在床邊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一位醫生記得，有一天早晨，當他走進手術室時，看見病人正躺在手術台上。無意間，他注意到病人開始發抖，而手術室的溫度很正常。他問病人：“你冷嗎？”病人有些尷尬，說：“不冷，隻是控製不住。”他突然懂了，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把自己的身體交給一群陌生人，麵臨不可知的結果，誰又會不恐懼呢？冷的，不是環境，而是心裏。此時，醫生一個手勢、一個微笑，就是最好的溝通。
溫暖是可以傳遞的，也是可以循環的。每個人感受到的溫度，也是自己散發的溫度。一位醫生準備做一台手術，他照例安慰病人：“緊張嗎？”病人說：“你吃飯了嗎？我手術時間長，別餓著了。”一句話，讓醫生感動得幾乎掉淚。這位醫生說，遇到這樣的病人，再苦再累也值了。在此，患者有一顆感恩之心，醫生有一顆敬畏之心。兩顆心交流碰撞，就會產生巨大的正能量，彙聚成不可阻擋的強暖流。
醫學的溫度，是從一顆心到另一顆心的溫度。醫患之間，互相珍惜，互相給予，醫學才是溫暖的。
誰來裁定“大處方”
醫學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技術是有標準的，而藝術是無標準的。醫生幹的是“良心活”。善惡對錯，存乎一心。除了天知地知，惟有心知
不久前，北京的蔣先生帶著6歲的女兒去醫院看感冒。醫生說白細胞偏低，需要增強一下免疫力，並開了處方。劃價取藥後，蔣先生大吃一驚。一共17
盒藥，總價850元，包括15天劑量的匹多莫德口服液和7天劑量的四種感冒藥。院方的解釋是：這個處方是合理的，沒有任何問題。匹多莫德可以不吃，但如果白細胞升不上來，家長要承擔風險。結果，第二天晚上，孩子的體溫就
恢複正常，17盒藥尚未服用。蔣先生很想搞明白：遭遇疑似“大處方”，患者能否找到一個公正的第三方裁定？
“大處方”雖然是個模糊概念，但還是有一定標準的。根據規定：“無特殊情況下，門診處方超過7日用量，急診處方超過3日用量，慢性病、老年病或特殊情況下需要適當延長處方用量未注明理由的，應當判定為不規範處方。”照此標準，這張處方無疑屬於“大處方”。對此，衛生行政部門作為醫療行業的監管者，理應給予明確裁定和及時回應，而不能讓患者四處求證。
然而，醫學是一門極為特殊的學科。正如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世界上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體。盡管醫學存在基本規範，但由於人體千差萬別，“特殊情況”隨處可見。因此，僅靠衛生行政部門的監管，很難根治“大處方”。
醫學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技術是有標準的，而藝術是無標準的。事實上，醫生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治療的多與少、處方的大與小、切口的深與淺，往往因人而異，並無涇渭分明的界限，甚至連教科書上也沒有標準答案，很難量化評判。而過度醫療之所以難治，原因就在於此。例如，衛生部門推廣“臨床路徑管理”，希望以此約束過度醫療，實現“同病同治”。但是，很多醫生並不遵循路徑，往往以“情況特殊”為借口擺脫路徑束縛。這說明，再完美的規則，也捆綁不住醫生的手。如果醫生想逃避規則，總能打出漂亮的
“擦邊球”，讓“裁判”徒喚奈何。
醫生幹的是“良心活”。善惡對錯，存乎一心。除了天知地知，惟有心知。醫德是社會道德的“標杆”。從全世界來看，凡是醫生，都必須堅持病人利益
優先，始終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能讓個人利益影響病人利益。按照公平正義原則，提供不必要的昂貴服務是違反職業道德的。因此，對於醫生這個高尚的職業來說，惟有良心，才是檢驗“大處方”的“金標準”。
行醫是一種使命，而非一門生意。隻有遠離商業氣息，醫生才有尊嚴。記得北京協和醫院有一位婦產科醫生，為了保住一名年輕患者的子宮，如同農夫在地裏刨土豆一樣，竟然剔除了419顆肌瘤，創造了協和婦產科的紀錄。而在此前，幾乎所有的醫生都說隻能摘除子宮。雖然剔除一個瘤子和400多個瘤子，收費並無差異，但醫生依然竭盡全力，生怕遺漏一個瘤子。這種愛心和善意，閃耀著醫學人文精神的光輝，體現了醫生對生命的尊重，令人肅然起敬。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處方”是一個長期累積的綜合問題，既有醫德因素，也有體製因素。因此，管住“大處方”，既需要道德“軟約束”，更需要製度“硬約束”。隻有道德建設和製度監管並舉，“大處方”才能真正消失。
冷漠比誤診更可怕
誤診率較高的醫生，往往並非技術最差的人，而是責任心最差的、對患者最冷漠的人。一名醫生，可以挽救生命，也可以毀掉生命；可以製造幸福，也可以製造痛苦
最近看到一則報道：北京的賈女士因腹部劇痛，到北京一家著名三甲醫院掛了婦科專家號。她剛說了幾句病情，就被打斷了。醫生用手摸了摸她的腹部，便開了檢查單，整個過程也就一兩分鍾。走出診室，她一看單子，包括乙肝、艾滋病篩查等項目，好像是一張術前檢查單。她立刻折回診室，焦急地問：“這是要我做手術嗎？”醫生輕描淡寫地說：“切子宮。”賈女士連忙哀求醫生：“我還沒有孩子，將來還想要孩子，能不能不切除啊？”醫生肯定地說：“不行，你的子宮腫得很大了，必須切除。”她懇求醫生再仔細瞧瞧，醫生表示沒有
必要。無奈，賈女士又掛了另一位醫生的號，經過檢查診斷是宮外孕。於是，賈女士做了輸卵管手術，避免了一場誤切子宮的悲劇。
醫學是一門探索性學科，臨床上出現誤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同的
醫生，發生誤診的概率有很大差異。我國已故著名醫學家吳階平曾指出：“造成誤診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人的因素始終居於第一位。”事實上，誤診率較高的醫生，往往並非技術最差的人，而是責任心最差的、對患者最冷漠的人。有的醫生雖然號稱“一把刀”，但過分相信經驗，忽視對病人細致的觀察，誤診誤治並不罕見。相反，一些“小大夫”雖然技術平常，但體恤病人疾苦，認真對待每一名病人，反而很少出現誤診。這說明，誤診的發生，固然和技術因素有關，但和人文情懷關係更為密切。
如今，醫學技術日新月異，而醫學人文精神卻在萎縮，冷漠成了醫生的職業病。病人不再被視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而是被視為一台可以任意拆卸的機器，或是一個病理現象的載體。有的醫生做手術，並不是因為病人需要，而是因為自己需要。他們把病人僅僅當成練手的“標本”，盲目追求手術數量與技術完美，而忽視了手術的根本目的—讓病人更幸福。
醫學是一個良心職業。一名醫生，可以挽救生命，也可以毀掉生命；可以製造幸福，也可以製造痛苦。如果隻有一把靈巧的柳葉刀，而缺乏一顆敬畏生命的仁愛之心，誤診率就會居高不下，患者將為此承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一名優秀的醫生，不僅要用手術刀治病，更要用心治病。人民的好軍醫華益慰從醫數十年，沒做過一件對不起病人的事，被稱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他生前有一個習慣：手術前，總是提前來到手術室，細致地做好各項準備，然後就站在門口等候病人，讓患者在麻醉前看到醫生的麵容，交談幾句，讓病人放心；手術時，他盡量在患者原有的傷口上開刀，或者沿著皺紋開刀，以免造成新的傷痕；手術後，他從不急於換下手術衣離去，而是觀察病人的每一個細微變化；病人醒來後，他及時來到病人床邊，詢問病人感覺，交代注意事項。這些看似不起眼的舉動，折射出他精益求精的職業素養，也包含了他對患者的無限深情。
誤診是可怕的，但冷漠比誤診更可怕。因技術導致的誤診可以理解，因冷漠導致的誤診卻很難讓人原諒。假如一名醫生把冷漠視為常態，手術刀與屠宰刀又有何異？
莫讓冷漠成習慣
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在於其社會屬性。一個不懂得尊重患者權利的醫生，與獸醫有何區別？一些人搶占了技術和財富的製高點，卻失去了道德和人性的製高點
最近，聽兩位朋友講述就醫經曆，頗有感觸。
一位朋友的小孩半夜耳痛，來到北京某大醫院看急診。恰巧，急診室有位耳鼻喉科醫生在值班。出人意料的是，這位醫生竟然說：“我隻給大人看病，不給兒童看病。”
另一位朋友的老父親患心髒病，千裏迢迢來到北京。一位醫生接診後，先讓病人去做個核磁。病人說，剛在外地做過核磁，片子也帶來了。醫生冷冷
地說：“我不看外院的片子。”
兩件事情，看似不相關，卻反映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冷漠成了醫療界的“流行病”。麵對病人的痛苦，兩位醫生麻木不仁，一個不看“兒童病”，一個不看“外院片”。這樣的舉動，不僅違背了職業操守，也令人感到陣陣心寒。
醫學技術在進步，人文精神卻在滑坡，這是當下醫療界的一大通病。如今，醫生越來越關注醫學證據、技術指南、核心期刊，卻忽視了活生生的人。病人來到醫院，就像進入了工業化流水線，從一台機器走到另一台機器。他們看不到醫生的笑臉，聽不到醫生的呼喚，隻能感受到冰冷和恐懼。很多醫生看病，既不問病史，也不觸摸病人，隻是低頭開單。病人還沒說完病情，醫生已經喊
“下一個”了。
醫學是一門人學，本應是溫暖的科學。除了客觀的診斷和治療之外，還應包括心靈的溝通、情感的交流、溫馨的祝福、熱情的鼓勵。一個好醫生，既
是“工程師”，也是“藝術家”。然而，人文精神一直是我國醫學教育的一條
“瘸腿”。在醫學生的必修課中，幾乎沒有一門醫學人文課，人文教育流於形式。由於“重技術、輕人文”，很多醫學生人文精神嚴重“缺鈣”，在臨床上往往“見病不見人”，導致醫患的“情感鴻溝”日益加深。
曾有一位美國學者到中國講課，他給每位醫學生發了一張紙條，上麵寫著：從醫學的角度回答，人是由什麼組成的？學生們的答案都是“細胞”。美國學者又發給學生第二張紙條，上麵也寫著一個問題：從醫學的角度回答，狗是由什麼組成的？學生們的答案還是“細胞”。後來，美國學者在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之後加了一個詞：權利。可見，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在於其社會屬性。一個不懂得尊重患者權利的醫生，與獸醫有何區別？
近年來，我國患者的權利意識已經覺醒，而醫生的人文修養還在沉睡，二者形成強烈反差，這也是醫患衝突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過去，在家長主義盛行的時代，醫生是絕對權威，病人隻能被動盲從。而在法治社會，病人的維權行動此起彼伏。因此，尊重病人的自主權、知情權、選擇權、隱私權等基本權利，已經成為醫生的基本職業要求。如果醫生不改變傲慢與冷漠的習慣性姿態，最終將自毀尊嚴。
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醫療設備很先進，手術技巧也不差，差就差在人文精神上。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醫學技術走得太快了，而醫生的人文情懷沒有跟上。一些人搶占了技術和財富的製高點，卻失去了道德和人性的製高點。事實上，拋棄醫學人文精神是要付出代價的。當今，醫生職業聲譽一落千丈，醫患關係日趨緊張惡化，其根源就在於技術與人文的斷裂。這正如意大利詩人但丁所說：“道德常常能填補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缺陷。”
醫學無論怎麼發展，永遠不可能包治百病。但是，如果每個醫生都在心中點亮一盞人文“小桔燈”，醫學就會情暖百家。
大醫院何時告別“戰時狀態”
由於基層全科醫生嚴重不足，居民健康“守門人”基本處於“失守”狀態。我國醫改的“瓶頸”不是缺錢，而是缺人，尤其是缺乏高素質的全科醫生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世業鎮衛生院考察時指出，人民群眾對醫療服務均等化願望十分迫切。像大城市的一些大醫院，始終處於“戰時狀態”，人滿為患，要切實解決好這個問題。他強調，要推動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醫療衛生資源下沉，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真正解決好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大醫院人滿為患，衛生院門可羅雀，這是我國醫療資源配置不均衡的真實寫照。近幾年，我國醫療需求呈井噴式爆發，各大醫院門急診人次屢創新高。
“看故宮，登長城，上協和”，成為很多人的夢想。為此，城市大醫院始終處於“戰時狀態”，醫務人員長期加班加點，疲勞作戰，幾乎沒有喘息之機，更談不上
休假，因勞累而猝死的悲劇頻頻發生。不少專家出一天門診，竟然要看近百個病人，不敢喝水，不能吃飯，不上廁所，依然無法滿足患者的需求。有人稱，大醫院醫生隻要像正常人一樣，上班“朝九晚五”，一周休息兩天，整個醫療體係就會崩潰。這雖是戲言，卻也反映了大醫院超負荷運轉的現狀。
既然大醫院如此擁擠不堪，老百姓看病為啥不首選基層？這正是我國醫療體製的“軟肋”。由於基層全科醫生嚴重不足，居民健康“守門人”基本處於“失守”狀態，導致基層首診和分級診療製度難以建立。很多居民不信任基層醫生，害怕誤診漏診，所以“有病亂投醫”，盲目湧向大醫院。這種無序流動不僅給患者帶來了不便，也浪費了有限的醫療資源。而在多數發達國家，每個居民都有自己的“家庭醫生”。生病之後，首先給“家庭醫生”打電話，“家庭醫生”根據病情輕重決定到診所還是去醫院。這些“家庭醫生”都是經過規範化培訓的全科醫生，具有豐富的診療經驗，深得社區居民信任。全科醫生成為國家醫療體係的“塔基”。例如，英國90%的門、急診由全科醫生首診，其中90%的病例沒有轉診，由全科醫生完成治療。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居民是在家門口診所看病的，少數危急重症患者才上大醫院。
當前，我國醫改的“瓶頸”不是缺錢，而是缺人，尤其是缺乏高素質的全科醫生。在歐美發達國家，全科醫生一般占醫師總數的50%左右，而我國全科醫生僅占醫師總數的5%，患者無論大病小病都往大醫院跑。按照醫改目標，到2020年我國要初步建立起全科醫生製度，基本實現城鄉每萬名居民有
2—3名合格的全科醫生。也就是說，至少需要30萬—40萬名全科醫生。但是，2013年我國執業（助理）醫師為279.5萬人，其中全科醫師14.6萬人，平均每萬名居民僅有1名全科醫師。人才缺口，何其大也！
從2015年起，我國正式建立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製度。醫學院校5年製本科生畢業後，必須經過3年的規範化培訓，才能執業上崗，這是我國醫生培養製度的重大改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畢業生都選擇了專科醫生方向，而不願意選擇全科醫生方向。其主要原因是，全科醫生收入少，待遇差，評定職稱難，社會地位低，缺乏成就感。因此，當務之急是提高全科醫生的收
入，合理體現其技術勞務價值，縮小專科醫生與全科醫生的差距。惟其如此，才能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擔當健康“守門人”。《國務院關於建立全科醫生製度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建立全科醫生的激勵機製。全科醫生按簽約服務人數收取服務費，可對不同人群實行不同的服務費標準。但是，目前各地政策仍存在“玻璃門”現象，難以調動全科醫生的積極性。今後，應鼓勵全科醫生通過市場競爭，為簽約居民提供個性化、多樣化的健康服務，體現多勞多得、優勞優得，使全科醫生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
也許，當每一個中國人都擁有自己的“家庭醫生”時，大醫院才能告別“戰時狀態”，看病難、看病貴才會成為曆史名詞。
“醫療擁擠”踩踏醫患尊嚴
“醫療擁擠”不僅踩踏了患者的就醫感受，而且踩踏了醫生的執業感受，醫患雙方都經受著心理煎熬。在狹小擁擠的環境中，負性情緒滋長蔓延，極易引發衝突和糾紛
2015年的鍾聲即將敲響之時，上海外灘發生嚴重踩踏事故，36個鮮活的生命瞬間凋零。此情此景，讓人想起醫院裏湧動的人潮。
人山人海，如過江之鯽，這是很多城市大醫院的常態。景點擁擠的風險盡人皆知，而“醫療擁擠”的風險卻常被忽視。例如，在北京不少三甲醫院，日均門急診量超過萬人。尤其是早高峰期間，患者加上陪伴家屬，可達兩三萬人。如此龐大的人群，聚集在一個遠遠超過設計容量的空間裏，是一種潛在的不安全因素。按照中外踩踏事故研究，公共場所室內達到每人1平方米，室外達到每人0.75平方米，需要立即啟動應急預案。對於大醫院來說，人流密度超過警戒值並不罕見。況且，室外景點觀光者以青壯年居多，而醫院就診者主要是中老年人，一旦有人摔倒，後果更為嚴重。因此，預防因擁擠而發生踩踏，是醫院管理的新課題。
“醫療擁擠”不僅踩踏了患者的就醫感受，而且踩踏了醫生的執業感受。在我國，醫院帶給人的美好記憶如此稀少，乃至成為一個令人痛苦而焦慮的地方。其原因之一就是人滿為患，醫患雙方都經受著心理煎熬。在狹小擁擠的環境中，負性情緒滋長蔓延，極易引發衝突和糾紛。患者沒有安全感，醫生沒有尊嚴感，醫患關係豈能和諧？
解決“醫療擁擠”問題，不能靠應急分流，而要靠製度分流，即建立一個金字塔型的分級診療體係，讓大醫院成為主攻疑難重症的“旗艦店”，而非包治百病的“大集市”。目前，我國的醫療體係呈“倒金字塔”結構。越是大型醫院，獲得的資源越多，診療人次越多；越是基層機構，獲得的資源越少，診療人次越少。其根源在於，政府配置醫療資源，不是按照服務功能來確定，而是按照行政級別來確定，從而導致資源配置錯位，強者越強，弱者越弱。例如，三甲醫院可以申請任何診療項目，基層機構卻被嚴格限製，治療功能嚴重萎縮，有的幾乎變成“取藥點”；三甲醫院的藥品幾乎不受限製，種類可達上萬種，而基層機構隻能使用基本藥物，種類隻有幾百種。事實上，大量的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在社區就可以得到有效治療。但是，由於基層沒有所需的藥物，患者隻能頻繁到大醫院排隊開藥。據統計，北京三甲醫院裏，三成是定期開藥的慢性病患者，還有一部分是常見病、多發病患者。照此推算，至少有一半患者可以分流到基層。
解決“醫療擁擠”問題，關鍵是讓高水平的醫生自願留在基層，並獲得較高的薪酬和社會地位。目前，由於基層醫療機構處於金字塔的最底層，留在基層的醫生往往被認為是水平最差的，全科醫生也被認為是“萬金油”。近年來，衛生行政部門規定，剛畢業的醫學生或者低年資的醫生，必須在基層醫療機構服務一定年限，才可以晉升高級職稱。從另一個角度看，基層醫療機構成了低端人才的“中轉站”，達到一定年資後就可遠走高飛。結果，優秀醫學人才紛紛“求上流”，拚死拚活擠進三甲醫院。留在基層的全科醫生，無論職稱還是薪酬，都低人一等，前途渺茫。而在發達國家，由於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的收入差距不大，在社區擔任“守門人”的全科醫生，往往是經驗豐富的高年資醫生。相反，剛畢業的低年資醫生都是先到大醫院工作，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口碑之後，才會回到社區成為家庭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