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淡泊名利的“紅色牧師”董健吾
1970年，毛主席親切接見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談話間，斯諾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意外的請求：“我非常想見一見我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師。”“王牧師？”毛主席不覺一怔，一時想不起王牧師是誰。斯諾補充說：“就是當年護送我秘密去陝北采訪的那個紅色牧師。不知他現在的情況怎麼樣，我十分想念他。”“哦……好，好……”毛主席為斯諾的重情所感動，愉快地答應說：“我叫人了解一下，盡快安排你們見麵。”這個紅色牧師，就是董健吾。
富家子弟愛國牧師
董健吾，上海市郊青浦縣人，1891年生，家境非常好。祖父董守誌曾在多個地方當過縣太爺，很有學識，祖母沈氏出身書香世家，知書懂禮，思想開明，又特別精明能幹。沈氏娘家靠經營沙船業發了大財，在上海灘名氣頗大，其弟弟沈叔蔡創辦了上海南洋模範學校便可見一斑。董健吾的祖母沈老夫人是位基督教徒，在她的影響下，董家一門也都入了教，所以有人說董健吾是“教門之子”。打一出生，祖母就非常喜歡這個孫子，親自給他起名叫“守青”，意思是常期廝守在故鄉青浦，不可遠離。董健吾的名字是後來他自己改的。董健吾剛剛懂事時，祖母就帶他去教堂做禮拜，聽牧師講道，並參加各種“祝聖”活動。
1900年，青浦縣來了一位傳播基督教的外國女牧師鮑小姐，年齡二十七八歲，端莊大方，眉清目秀，會說中國話。由於董健吾的祖母沈氏早年在上海接受過基督教，且逐漸癡迷基督教，當她知道鮑小姐是女牧師，又會說中國時，非常高興，當即把鮑小姐接到家中，請她做董健吾的家庭教師，教授英語和西方文化，以及基督教的教義。自幼天資聰穎的董健吾，在鮑老師的悉心教導下，兩年後就能夠熟練地用英語對話。
小學畢業時，鮑小姐推薦董健吾進入教會辦的蘇州桃塢中學讀書。在這裏，董健吾仿佛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一邊學習文化，一邊接受洗禮，皈依基督教，一邊參加體育鍛煉，並在體育鍛煉中成為健壯的足球運動員。1911年，董健吾從桃塢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讀理科，同時又對文史及哲學產生興趣。校長卜舫濟是個地道的中國通，對董健吾特別器重，常常在家設宴款待董健吾，一心想將董健吾培養成他的接班人，並一再勸董健吾去神學院進修。在校長的竭力勸導下，董健吾入本校神學院再進修兩年。1917年，董健吾大學畢業時，獲得了理科與神學的雙學士的畢業文憑，為日後當專職牧師奠定了基礎。
在聖約翰大學求學時，董健吾有不少朋友，其中關係最好的就是浦化人。浦化人，字虎臣，乳名培林，教名保羅（曾用化名周念椿、張繩初、王養三等），1887年9月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一個商人家庭。浦父長期在上海經商，浦化人6歲隨父到上海讀私塾，13歲那年正逢庚子之變，父親因商業經營受挫憂鬱而病死，從此家道中落。浦化人去崇明一家百貨店當學徒，在工作之餘不斷學習，1908年夏，他進入上海尚德學校，一年後又轉赴蘇州報考桃塢中學被錄取。早在尚德學校時，浦化人就開始閱讀《聖經》，從此與基督教結緣。
1911年夏，浦化人因成績優異被桃塢中學保送上海聖約翰大學為免費生，因此和董健吾成為同學。董健吾主修理科，浦化人主修文科，在神學院浦比董高一年級。兩人住在同一宿舍，情趣相投，所見略同，經常在寢室、操場議論時政、暢談國事。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勝利，他們歡欣鼓舞，袁世凱為達到自己稱帝的目的，出賣國家，竊取革命勝利果實，他們拍案驚起。他們痛恨朝廷腐敗，喪權辱國，對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上橫行霸道、作威作福更是氣憤不已。
1917年，董健吾畢業後，即被卜舫濟校長派往揚州聖公會主辦的友基小學當校長。1920年，再經卜校長的指派，轉去西安教會中學當校長。因教學有方，董健吾讓這所學校成為了當地的名牌學校。在西安教會學校期間，董健吾結識了很多達官貴人，其中後來曾經擔任過駐華大使的美國人司徒雷登就是其中的一位。1920年的一天，司徒雷登特地到西安中學，請求董健吾說服當時的陝西督軍陳樹藩將勺園賣給當時的燕京大學，以擴大燕京大學的校園麵積。後來，在董健吾的遊說下，陳樹藩無償將勺園捐給了燕京大學（如今的北京大學），司徒雷登很是高興。通過類似的多起事件，董健吾更是受到了卜舫濟的器重。1924年秋，他將董健吾調回上海，出任聖約翰大學校長助理。卜校長的本意是將董健吾培養成聽命於他一個人的忠實的信教愛徒。
1919年，他受“五四”愛國運動的熏陶，強烈的憂國憂民之心萌發，又在十裏洋場的上海親見了帝國主義分子欺侮中國百姓的諸多罪行，極大地激發了他心中振興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特別是1925年上海爆發了“五卅”運動，學生、工人開展反帝大遊行時，帝國主義竟開槍屠殺中國工人群眾，董健吾見之當即憤怒地挺身而出，領導聖約翰大學的愛國師生罷課，加入上海反帝鬥爭的行列。校長卜舫濟反對學生參與政治，一方麵下令學校提前放假，想將學生統統攆出學校，另一方麵，又下令破壞學生布置的紀念“五卅”運動中死難烈士的靈堂，並將中國國旗扯下。此舉引起了中國師生的強烈抗議，董健吾帶頭於6月3日在校園裏降下懸掛的美國國旗，將其撕成碎片，爾後升起中國國旗，還發動全體師生簽名離校。
董健吾這一嚴正的反帝愛國行動，使卜舫濟大失所望。在聖約翰大學無法立足，於是董健吾便來到上海聖彼得教堂當牧師，踏上了愛國牧師的人生旅程。
十年多的約大生活，使董健吾在思想、學術等各個方麵有了長足的進步。他不僅學到了理工科知識，而且增強了愛國主義的意識，同時，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演講的天才，練成了強壯的體魄和一雙變幻莫測的“魔”手，這為他日後做黨的特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輔佐將軍秘密入黨
上海聖彼得教堂是上海一座有名的大教堂，離開上海聖約翰大學後，董健吾在這所教堂擔任主持牧師。他精通教義，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和阿拉伯語，布道時聲音洪亮，受到教友們的喜愛。
1926年，董健吾當了一段時間聖彼得教堂主持牧師後，青浦家鄉各界人士聽聞董在揚州、西安任校長多年，有辦校經驗，紛紛保舉邀請他去當青浦縣立中學第一任校長。董覺得這是家鄉父老對他的信任，義不容辭，況且教育也是興國、救國的重要途徑，於是欣然接受了這一光榮使命，向教會請假，暫時離開教堂，重新走進學堂，回到別離已久的家鄉，拿起教鞭，重操教學舊業。他擔任校長不久，根據國民黨縣黨部國立學校校長必須是國民黨員的規定，他經過李公樸介紹參加了國民黨。
當時正值國共黨合作時期，董健吾有機會結交共產黨人，在愛國追求進步中，開始接受了共產主義新思想。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當時，李公樸獲悉國民黨青浦縣黨部要成立“清黨委員會”，即與董健吾商議此事，要董出任該委員會負責人，以便掌握動態，董答應了。此後即由李公樸出麵疏通，由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陳群推薦，青浦縣黨部秘密商議，認為董健吾是與共產黨無關的莘莘學者之一，又是社會各界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著名人物，故突然委任其為青浦縣“清黨委員會”主任，負責上海青浦縣的“清黨行動”。一天晚上，顧莞生密召董健吾開會共商“大事”。
會議開始後，國民黨江蘇省特派員宣布共產黨“製造分裂”、“破壞革命”，要實施“清黨”，並要立即緝拿共產黨為首分子高爾鬆、高爾柏、姚湘濤、黃麟書、徐造初、孔如霖、蔣秉均等七名“要犯”。接著，要求與會人員務守機密，並提出緝拿方案。對於這突來的情況，董健吾感到吃驚，但很快冷靜下來思考對策。他迅速提議采用鴻門宴之計，邀請高爾鬆等共產黨員赴宴，然後對他們實行抓捕。
顧莞生等同意了董的策略，並迅速做好鴻門宴的準備。董健吾設法暗中告知高爾鬆等人迅速逃走或者躲避。結果設宴那天，無一到場，國民黨的陰謀落空。國民黨對董健吾的身份產生了疑問，但苦於沒有直接的證據，更為重要的是董健吾在當地很有聲望，他們不敢輕舉妄動，也隻好作罷。但是借口董健吾校長公務繁忙，不能再兼要職，撤消了董的“清黨委員會”主任職務。董也考慮長留青浦，恐遭不測，便帶了家眷，再次離開了家鄉，回到上海聖彼得教堂，重新披上聖衣，操牧師聖職。
1927年，董健吾應聖約翰大學時要好的同學、共產黨員浦化人的邀請，轉赴西安市聖公會教堂擔任牧師。浦化人是中共產黨地下黨員，當時的公開身份是馮玉祥將軍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通過浦化人的引薦，董健吾在西安結識了時人稱為“基督將軍”的馮玉祥及其夫人。
馮玉祥夫婦信奉基督教已經多年，他的部屬也信教，他曾明令善待各派宗教人士。董健吾這次有幸見到馮玉祥，二人一交談，馮將軍被董健吾對基督教義精深的見解和其淵博知識所吸引，兩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馮玉祥於是便誠懇邀請董健吾到自己軍隊任職。董健吾開始以自己才疏學淺為理由沒有答應馮將軍的請求，但是在馮將軍三番五次的盛情邀請下，董健吾答應了馮將軍。不久，董健吾擔任了馮玉祥部國民革軍第二集團軍隨軍牧師，並任集團軍政治部秘書處長一職，同時兼任馮玉祥的私人英文秘書。
1928年，董健吾在河南開封經劉伯堅和浦化人介紹，秘密加人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自己新的“傳教布道”工作。其實，在此以前，董健吾就經常協助劉伯堅、浦化人等中共地下黨員進行工作。人黨後，他一度擔任西北軍隴海鐵路工人管理處處長。他憑借自己的合法身份，以及與馮玉祥過從甚密的關係，在馮部國民革命軍中從事兵運以及農運、工運工作。董健吾還以隨軍牧師之名，深入馮部上下，兢兢業業傳播講授“紅色的”教義，士兵群眾由此稱他為“西軍中的紅牧師”。
董健吾在西北軍中的革命活動，引起了蔣介石在馮玉祥部隊中的密探、特務的極大注意，在他們“黑名單”上，列入了董健吾的名字。馮玉祥知情後，立即將董健吾秘密保護起來，並思忖如何讓他脫離險地。一天，董健吾接到馮玉祥的請柬，恭請他到官邸赴宴。董健吾在馮將軍的親兵、衛隊陪同下來到了將軍在西安的官邸。席間，馮玉祥告訴董健吾，他被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內部秘密通緝，並征求意見道：“為了董先生的人身安全，我老馮已決定派下屬護送先生出境，不知先生意往何處？”“多謝將軍的坦誠相告和對董某的厚愛，我想即刻離軍返回上海。”“先生要回上海？”馮玉祥略顯吃驚。上海的白色恐怖彌漫，危險重重。
馮玉祥看到董健吾點頭，思索了一會兒，接著說：“先生既然一定要回上海去，為了先生的安全著想，依我所見，先生最好不要坐火車返回上海，以免途中遭特務、軍警緝查，出現不測。”頓了頓，馮玉祥又說：“依我之見，先生不如先由此南下武漢，再由水路乘船秘密返回上海，先生以為如何？”董健吾接受了馮玉祥的一片好心和建議。臨行前，馮將軍又饋贈100大洋給董健吾，權作路資。
加入特科懲處叛徒
1928年11月，董健吾秘密回到上海，重回聖彼得教堂繼續擔任牧師。不久，中共上海地下黨派互濟會負責人王弼與之聯係。在王弼的領導下，董健吾參加了互濟會的一些工作，並認識了潘漢年、李維漢等人。在互濟會，他的主要任務是以牧師身份，借到獄中向犯人布道的機會，溝通被捕的中共黨員與獄外黨組織和家屬的聯係，然後由地下黨組織根據具體情況展開對被捕人員的營救工作。後來，負責政治工作的陳賡看中了他的牧師身份，親自出麵說服他加入中央特科。從此，董健吾即以基督教界有名望的牧師身份為掩護，以大無畏的姿態奮鬥於隱蔽戰線上。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中央特科。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中央機關遷至上海。為保衛黨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衛機構——中央特科，由周恩來直接領導。1928年11月，中央又決定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由周恩來實際主持。特科的主要任務是保衛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營救被捕同誌和懲辦叛徒特務。特科設總務、情報、保衛三科，總務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洪揚生；情報科（二科）負責收集情報，建立情報網，科長陳賡；保衛科（三科，也稱紅隊、打狗隊）負責保衛機關，鎮壓叛徒特務等，科長顧順章（兼）。1928年又增設了無線電通訊科（四科），負責設立電台，培訓報務員，開展與各地的通訊聯絡工作，科長李強。特科在上海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反間諜關係，派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人打入敵特機構，建立秘密電台，營救任弼時、關向應等領導幹部，懲治叛徒何家興、白鑫等等，為保衛黨中央的安全發揮了重大作用。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重新調整，由陳雲總負責，兼任一科科長，二科科長潘漢年，三科科長康生（化名趙容），原四科的工作1932年後交給中央。經整頓，特科改變工作辦法，創立統一戰線工作與情報工作相結合的獨特方式，重建情報關係網。1933年中央遷離上海後，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繼主持，1935年9月分批撤離，上海設辦事處。
早年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時，董健吾與後來成為國民黨顯貴的宋子文、顧維鈞等人是同學，且交往密切，關係不錯。大學畢業後，他與上海幫會也有很深的關係。他參加過上海青幫，並有相當的地位（“同”字輩）。上至蔣介石、杜月笙（上海青幫頭子），下至一般青幫成員，他都有結交。在上海警察局、租界巡捕房，也都有他的朋友。當時上海的基督教信徒很多，聖彼得教堂又久負盛名，董健吾常被各界人士請去布道，連宋子文的母親也請他去陪同祈禱，由此結識了不少上層人物。那些達官貴人對這位儀容莊重、彬彬有禮、談吐風趣的大牧師，毫無戒備之心，常常當著他的麵，議論南京政府在政治、財經方麵的一些政策和動向。董健吾雖有那麼多的社會關係，但信念自堅。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宋子文找到董健吾，以同學、朋友之誼勸說他追隨國民黨，被董健吾婉言謝絕。董健吾善於結交朋友，有著廣泛的社會聯係，這為他後來從事中共地下特工活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當時的中共中央特科是一個帶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工作機構。對外完全是封閉的、保密的。在黨內，除極少較高級領導人外，其他人均不許過問。這是對敵鬥爭的客觀需要和特科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董健吾怎麼也沒有想到，黨會分配他到中央特科部門去工作。
董健吾參加特科後，董健吾專做情報、偵察和反間諜工作。董健吾奉陳賡之命，以聖彼得教堂牧師的公開身份作掩護，將教堂做為中共特科的重要秘密聯絡站。
聖彼得教堂是美國聖公會直管的基督教堂，位於上海愛義路（今北京西路）的交叉路口上，星期天必有眾多教徒前來做禮拜，平日裏卻是很寧靜的。為將教堂建成一個安全的秘密據點，董健吾想方設法進行了巧妙的改造和布置。本來，聖彼得教堂除正門外，還有一扇門直通一牆之隔的附屬醫院廣仁醫院，為了使地下工作者進出更便捷、更隱蔽，經過一番苦心琢磨，董健吾又設計了兩處新的出人口。一處在教堂東邊，他選擇了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個小間，小間打通教堂大牆使之形成一扇門，出這扇門就是外麵的街道，而另一扇門內通大堂，這個小間以後被稱為“靠街間”。另一處在教堂的西北麵，董健吾以教堂的名義租下牆外的一套民居，教堂破牆開出的門就是這套民居的後門，而民居的前門外麵就是一條嘈雜的小弄堂。這樣，來人便可以不經過正門直接進出教堂。一旦遇到緊急情況，除正門外還有3處出口可以迅速而隱蔽地疏散人員。在董健吾的精心策劃下，聖彼得教堂成了上海地下黨一處新的安全秘密活動點。
周恩來、魯迅、李立三、李維漢、陳賡、潘漢年、馮雪峰等都到過那裏開會、研究工作。每逢開會，董健吾總要將他們安排到密室。這就是教堂後麵的一幢二層樓的洋房，底層靠外一間是董健吾的辦公室，裏麵兩間平時關閉，專供中央或特科有關領導人碰頭密談之用。每當來人時，董健吾準備好茶水、香煙等，不許他人和親屬進出該室。他自己除經批準可參加會議，或有緊急情況入內外，一般都在外麵做好保衛工作。為了雙保險，董健吾又在靠街間窗台上放置盆花為暗號，有盆花表示情況正常，可以入內；無盆花表示內有情況，暫勿入內。同時，董健吾還特地多配兩把靠街間邊門的鑰匙，一把給周恩來，一把交給陳賡，以備急用。
1929年8月24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長楊殷，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江蘇省委兵運負責人邢士貞等人，正在上海麥特赫司脫路的中共中央軍委機關開會，國民黨軍、警、憲、特聯合行動，突然包圍了軍委機關，與會的我黨重要領導人全部被捕。周恩來本來也要到會的，因為被一件緊急的事情拖延，才幸免於難。
中共中央軍委機關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數天後，被捕的我黨領導人慘遭殺害。顯然，敵人是事先得到了情報，我們的內部有叛徒。經過突擊審查，發現這個叛徒就是負責會議記錄的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白鑫原是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熟知很多中共中央的機密，是對黨的事業極具危害的罪惡叛徒。周恩來親自下達了嚴懲叛徒的指令：以革命的實際行動，回答反革命的屠殺。
行動前的偵察任務則落到了董健吾身上。董健吾通過社會關係偵察到了白鑫躲在法租界霞飛路和合坊47號特務頭子範爭波的家裏，且將要離開上海去南京，領了賞錢再去意大利避風頭。董健吾於當年11月初或化裝成提著手杖的老市民，或喬扮成西服革履、派頭十足的闊商人，多次去該地現場偵察，精確地繪製出地形圖，標示出特務設置崗哨的位置，並且劃定了紅隊人員動手前的隱蔽地點，乃至行動成功後迅速撤退的路線，將相關情況及時報告了陳賡。範家防範十分嚴密，衝進去除奸很危險，中央特科采取“守株待兔”的計策，在範家附近租了一座房子，派人日夜監視，等待白鑫離巢，在途中突襲殺之。
11月11日晚，董健吾西裝革履來到了霞飛路和合坊門口，不一會兒，陳賡率領“紅隊”的六位同誌也陸陸續續走進了弄堂。晚上11點，一輛小轎車開到了範家的門口，從大門內走出4個穿風衣的人，提著行李向小轎車走去。“紅隊”隊員所有的槍口，都對準了這4個人。但周恩來卻下令：“不要開槍。”因為周恩來認識白鑫，這4個人的模樣不像白鑫。叛徒是非常狡猾的，白鑫恐有不測，並沒有馬上上車，小轎車開動後停在弄堂口，過了10分鍾見門外沒有什麼動靜，範家的大門才又重新開啟，白鑫和範爭波悄悄地走出來，快步向弄堂口的停車處走去，以為不會再有事了。白鑫彎下腰剛要鑽進汽車，陳賡等人一擁而上，隻聽到乒乒乓乓一陣槍響，白鑫、範爭波等人還沒有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便一個個倒下了……不一會兒，陳賡等人從和合坊另一個出口跑到了蒲石路（現長樂路），跳上了早就停在浦石路重慶路口的汽車，揚長而去。等他們走後四五分鍾，嵩山路巡捕房的汽車才呼嘯而來。董健吾隨著看熱鬧的人湧進了和合坊，倒在血泊中的人已經被抬走了，董健吾打聽了一下，擱在心口的一塊石頭一下子落了地，白鑫已經被打死，範爭波受了重傷。這個國民黨的大特務害怕遭到共產黨的再一次打擊，嚇得連醫院都沒敢去，在黃金榮的家裏躲了好長一段日子。
不久，董健吾的革命活動，遭到了基督教方麵的反對和不滿，並借口董健吾的戀愛生活違犯了教規，革除了他的牧師職務。這樣，董健吾不僅需要承受來自基督教方麵的壓力，而且也失去了從事特殊工作的依托。特科在法租界裏的霞飛路（今淮海路）開設“鬆柏齋”古商店，董健吾為老板。由於他會外語，因而招來不少外國主顧常來商店購物，特務們對洋人常來的地方自然不會懷疑，這一處地下情報據點因此得到較好的保護。同時，他利用自己和國民黨上層的特殊關係，又拜“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為師，遂成為青幫大亨杜月笙公館的座上客。他通過和宋子文的同學關係，經常出入宋公館和孔公館，自然被國民黨封為國母的宋慶齡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上海淞滬抗戰結束之後，已經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回到了上海，在一次隆重的歡迎宴會上，他有意把董健吾拉在自己的身旁就座，並乘著酒興指著董健吾說了如下這段話：“這是我當年的專職牧師，給我宣講了多年的教義。這次來上海，聽說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被革除了牧師。我知道上帝是最寬容的，而我們這些上帝的奴仆也應該學著寬容兄弟姐妹們犯錯誤。他已經為自己的過錯向上帝懺悔，並得到了上帝的寬容。我們這些上帝的奴仆們該不該寬容他啊？”
就這樣，董健吾恢複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從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師的雙重身份，為黨從事特殊的情報活動。
創辦學校接收遺孤
大革命失敗後，國內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更加瘋狂、殘酷地向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進攻。屠殺革命領袖是他們實施反革命陰謀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被特務殺害，他們的子女有的投親靠友，有的四處流浪，生活困苦。1930年，中共中央決定，讓董健吾以聖彼得教堂牧師的身份，用基督教會和“互濟會”的名義，在上海創辦一所幼稚園，專門收養烈士遺孤和黨的領導人留在上海的子女，這樣可以給孩子們提供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
開幼稚園雖容易，但最大的困難在於缺乏經費，互濟會隻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由董健吾設法解決。為了籌措經費，董健吾一麵在教友中募集，一麵趕回青浦老家，毅然把祖傳的幾十畝地全部賣掉，換得500多塊大洋。回到上海後，他找到好友肖誌吉醫生，用較低的租金，租了肖誌吉的兩幢石庫門房子，又請木匠打了幾十張小床小桌椅。為了免遭國民黨警特的騷擾，董健吾特地通過關係，請宋慶齡題寫了園匾——大同幼稚園。當時取“大同”之名，主要寓意是世界大同，即世世代代要為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奮鬥，展開來說，就是要把革命幹部和革命先烈的後代撫育好，使之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忠實接班人。經過緊張的籌備，1930年3月，大同幼稚園終於誕生了。董健吾親自擔任園長，他的夫人和李立三、惲代英的夫人，都安排在大同幼稚園當保育員，精心照料、培養革命者的後代，以慰烈士在天之靈。當時，寄養在大同幼稚園裏的，有革命烈士彭湃的兒子彭小湃、惲代英的兒子惲仲希、蔡和森的女兒蔡轉，中共領導幹部李立三的女兒李力、楊殷的兒子、王弼的女兒等等。
1931年初的一天，董健吾接到上級通知，要他立即去某酒店接頭，接收來自湖南的3個孩子。原來，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被反動軍閥何健殺害後，8歲的毛岸英、6歲的毛岸青、4歲的毛岸龍生活沒有著落，處境危險，在當地黨組織的安排下，幾經輾轉到了上海。毛岸英3兄弟進入大同幼稚園時，因受特務的迫害，身體都十分虛弱。1931年4月，董健吾奉命到漢口出差，就在他離開上海的時候，毛岸龍突然發起了高燒，緊接著上吐下瀉，一個小時就瀉了四五次，病情來得非常凶險，值班的保育員很著急，便抱著毛岸龍到廣慈醫院（現瑞金醫院）就診，經醫生診斷為痢疾。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傳染病，孩子小、抵抗力很差，當天晚上毛岸龍便死在醫院。董健吾深感內疚，對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倍加疼愛，經常叨念著要讓他們和毛澤東團圓。
在辦園過程中，董健吾發現地處戈登路的幼稚園場地小，采光不足，附近又沒有可供孩子們遊戲的公共園地，孩子們長期呆在室內不利於健康成長。1931年的春天，董健吾又求人幫忙，將幼稚園搬到法租界陶爾菲斯路341號一幢坐北朝南的三開間樓房。那裏陽光充沛，房舍寬敞，環境幽靜，又靠近法國公園（現複興公園），孩子們的生活環境改善了許多。天氣晴朗的時候，保育員就帶領孩子們去附近的法國公園走動，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聽故事，做遊戲。有時，董健吾坐在草地上，孩子們圍著他，一個個唱呀、跳呀，充滿了歡樂的氣氛。許多帶孩子來公園遊玩的家長，見此情景，十分羨慕，不斷地前來詢問，工作人員一一耐心而又得體地作出回答，擴大了幼稚園在社會上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