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筆抵萬軍”的著名報人邵飄萍
他，毫不畏懼，敢於發文討伐袁世凱的卑劣賣國行徑，敢於揭露北洋軍閥的賣國醜行和鎮壓學生的暴行，敢於直麵張作霖、吳佩孚的淫威；他，交友甚廣，與革命先烈孫中山先生和李大釗先生等情深篤厚，與馮玉祥將軍、郭鬆齡將軍肝膽相照；他，憂國憂民，以手中的筆作為武器，向當權者和外國列強發起挑戰，以追求國家強大，民族興旺，百姓安康。他就是，“一支筆抵過十萬軍”的著名報人邵飄萍，一個早期的共產黨員。
寒門才子倒“袁”先鋒
邵飄萍（1884～1926）原名鏡清，後改為振青，筆名飄萍，浙江東陽人。邵飄萍的曾祖父邵棕球是當地有名的書生，性格剛烈，性情耿直，在當地很有名望。祖父邵煜光早年走失，靠奶奶將邵飄萍的父輩養大，邵飄萍的父親邵桂林是個寒門秀才，以教書為業，膝下四子四女，邵飄萍最小，加上祖母，家庭有十多個人吃飯，生活過得非常艱辛。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社會動亂，東陽當時社會不太平，於是很多東陽人紛紛遷往附近的蘭溪、建德等地謀生，邵飄萍的父親邵桂林帶領全家遷到離東陽不遠的金華。
邵飄萍5歲隨父啟蒙，在父親的教導下，邵飄萍學習刻苦，很快成了當地有名的“神童”。6歲讀書，10歲能作文答對。14歲的邵飄萍在父親的督促下，前往杭州參加科舉考試，考取了秀才第一名，主考官考慮年幼容易驕傲，把他降為第10名。1903年，邵飄萍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學，1906年，年僅21歲的邵飄萍，在父親友人的幫助下，赴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18歲入浙江高等學府，在校期間受梁啟超思想的影響，開始為《申報》撰稿，被聘為該報特約通訊員。畢業後邵飄萍回到金華任教，仍然繼續為《申報》撰稿。
邵飄萍年輕時積極參與救國救民的運動，辛亥革命前夕，不斷接受進步思想的熏陶，立誌“新聞救國”。辛亥革命勝利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布《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時間，各種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湧現。邵飄萍的辦報欲望被點燃，他難以抑製心中激動的情緒，毅然辭去令人羨慕的教師職務，隻身來到杭州。在考察完當時杭州的所有報紙之後，他找到《漢民日報》報館，拜訪了這家報紙的社長杭辛齋，二人一見如故，邵飄萍很快便加盟《漢民日報》，並被該報聘為主編，實現了自己“新聞救國”的願望。
在《漢民日報》工作期間，邵飄萍發揮了他的強項，針砭時弊，抨擊地方官僚，討伐“袁賊”，遭到袁世凱的痛恨。一次，袁世凱手下從屋頂向報社投彈，邵飄萍他們提前得到情報，早有防備，在樓梯、窗戶、陽台等地方鋪墊了被褥、棉花和布料等，避免了爆炸的發生。1913年3月，當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刺客暗殺後，邵飄萍立即指出“有行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矛頭直指袁世凱。他抨擊當局“嗚！內務部。嗚呼！內腐部……人但知強盜可怕，不知無法無天的官吏比強盜更可怕！”，並稱“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蘄”。
1913年8月10日，由於邵飄萍等人的言論，浙江都督朱瑞以“二次革命”嫌疑罪逮捕邵飄萍，封閉《漢民日報》館。獲釋後，邵飄萍仍毫不畏懼，身騎大白馬，回鄉看望父老鄉親。之後，他於1914年臘月東渡日本，就讀於浪人寺尾亨為中國人辦的政治學校。在日本期間，邵飄萍登門拜訪孫中山先生，並結識了一些革命黨要人（如黃克強、陳友人、陳英士、黃庸白等）和一些新聞界的摯友（如張季鸞、胡霖、潘公弼、楊虎公、徐佛等）。學習期間，他和潘公弼等三個同學創立《東京通訊社》，為京、津、滬、漢等城市著名報紙寫東京通訊，重點報道留日學生和愛國華僑在日本開展反袁活動的情況，同時揭露日本政府的侵華野心。
1914年8月21日，《朝日新聞》發《中國新議定書》六條，說中國已經同意作為日本的被保護國，第三國不得侵害中國。否則，日本將采取“臨機必要之處置”。這樣一來，中國就被日本控製了，日軍要入侵中國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對中國而言，危機就在眼前，邵飄萍立即將日本媒體報道的消息電發國內，提醒國人奮起反抗。時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日本就趁德國無暇東顧，對德宣戰，聲稱替中國收回被德國占領的國土，派大批軍隊在山東半島龍口登陸，強占青島和膠濟路全線。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提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作為支持袁世凱稱帝的交換條件。袁世凱為了達到稱帝的野心，居然準備承認。這個肮髒的交易雖然在極端秘密地進行，但是，還是被嗅覺靈敏的外國媒體獲悉，並公開發表。邵飄萍最早向國內及時提供報道，予以揭露。李大釗也為“留日學生總會”撰寫《警告全國父老書》，呼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挽救瀕於危亡中的祖國。兩人為反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一揭一呼。“二十一條”被披露後，海內外華人同聲聲討袁世凱。邵飄萍繼續組織留日學生利用報紙、雜誌、集會等方式抗議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1915年5月9日，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接受“二十一條”，全國掀起了反對“二十一條”，打倒袁世凱的強烈呼聲。當年12月，袁世凱登基稱帝，上海新聞界電邀邵飄萍回國，加入倒袁鬥爭。他回國後，擔任《申報》、《時報》主筆，僅1916年的前五個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36篇社論、134篇時評，對袁世凱進行猛烈的抨擊。
《申報》骨幹智鬥軍閥
《申報》是當時上海的一張大報，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創刊，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在1949年5月27日才停刊，前後共有77年的曆史，《申報》的創辦人是英國商人美查。1907年，上海金融家席裕福買下了申報館，從此，申報館由中國人掌控。1912年，史量才成了申報館的大股東，對《申報》進行了重大調整，此後，該報很快成為當時上海發行量最大，同時影響力最廣的一份報紙。
1913年3月開始，邵飄萍就開始為《申報》寫稿，至1916年6月，他在該報撰寫的稿件共有70多篇，在《申報》的“北平特別通訊”欄內大膽揭露北洋軍閥的醜行。這期間他發表了著名的時評《預吊登極》：“京電傳來，所謂皇帝者，不久又將登極。嗚呼！皇帝而果登極，則國家命運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極矣！但二月雲雲，尚須多少時日，各處反對之聲勢，再接再厲。所謂登極者，安知非置諸極刑之讖語呼！記者是以預吊！”1916年6月，袁世凱在舉國討伐聲中死去，邵飄萍被史量才聘為《申報》駐京特派記者，以加強中央政情的采訪和北京新聞的報道。從此，邵飄萍開始了京城十年記者的生涯。
當時的北京報紙不是很發達，邵飄萍一到北京就進入了角色，每天要給《申報》發回大量的新聞專電。原先，上海的《申報》、《時事新報》的北京專電，每天不過一二百字，在他的努力下，《申報》每天的北京專電增加到500字，甚至達到兩三千字。為了讓讀者了解較為詳細的時局信息，他還配合專電，隨時向《申報》寄出內容較為詳盡的“北京特別通信”。邵飄萍反映北京時政的“北京特別通信”因為有很強的可讀性，而且結合時局，視角獨特，寫法上不拖泥帶水，很快吸引了讀者，成為了《申報》占領市場的一大法寶，《申報》的發行量很快超過了1.4萬份。
為了采寫到有價值的新聞，邵飄萍憑著對新聞事業的執著，會采取各種辦法，動用各種手段實現。如：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33個國家先後卷入戰爭。在是否參戰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顯得猶豫不決，經過一段時間的爭論，北洋政府決定參加英、法、俄的“協約國”，對抗德、奧、土的“同盟國”，但遲遲不敢宣布。作為記者的邵飄萍深知此條信息對國民的重要性，為了采寫這條新聞，緊急趕往總理府，被拒之門外，但他看到掛有總統府車牌的車輛可以自由進入總理府，於是，他通過朋友弄來了一輛掛有總統府牌照的車輛，直抵總理府。他請總理府守門官呈報段祺瑞要求段總理接受采訪但遭拒。該守門官說，這三天段總理不會客，就是他的秘書、侍從也不接見。邵飄萍於是掏出錢來賄賂門衛，請他“通報段總理邵飄萍來采訪”。
令人意外的是，段祺瑞很爽快答應了采訪的要求。邵飄萍開始間接探問，但段祺瑞就是不談戰事。於是，邵飄萍又單刀直入提問，說三天之內如在北京走漏消息，願以泄露“國家秘密罪”接受法律的嚴懲，並立下“軍令狀”，段祺瑞再也無法拒絕，就把政府決定參加協約國對同盟國宣戰的決定和細節，以及首先調在法華工15萬，參與協約國修建工事等情況予以透露。邵飄萍得到這個特大新聞，迅速趕往電報局，用密碼將這個新聞發往上海的《申報》和《時事新報》，《申報》和《時事新報》迅速出版發行“號外”，上海迅速轟動。四天後，報紙到達北京，北京也轟動起來，但這已經超過了邵飄萍與段祺瑞的三天期約，且消息從上海傳入北京，段祺瑞沒能掌握此次泄密與邵飄萍的證據，也就不敢貿然處置邵飄萍。邵飄萍正是利用超人的膽識與北洋政府鬥智鬥勇。
段祺瑞政府名為參戰，實為逐步壯大自己的勢力。對德國宣戰後，段祺瑞政府不但沒有收回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反而進一步向日本出賣中國。1918年5月，段祺瑞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根據協定，日本軍隊可以在北滿洲國等“軍事行動區域內”設置諜報機關，中方要向日方提供“軍事所要之地圖和情報”，日後當日本進犯蘇俄時，中國要派遣軍隊，還要置於“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此外，段祺瑞政府還將中國的鐵路、電訊、森林做抵押，大肆向日本政府借款5億日元。段祺瑞政府的種種罪行，邵飄萍看在眼裏，他充分發揮自己的“筆杆子”，利用報紙作為媒介，不斷揭露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
邵飄萍剛到北平不久，除了為《申報》寫稿子外，還覺得應創辦一家通訊社，以此來改變外國通訊社“任意左右我國之政聞”的狀況。於是1916年8月，邵飄萍成立了新聞編譯社。新聞編譯社的主要業務是采編北京的新聞以及選譯部分外電，通過手寫或者油印的方式，每晚7時左右向北京各報館及外國駐京記者以及上海的《申報》等油印發稿。發稿次數為每日一次，每次幾十份，由雇員騎自行車將之分送給報館，並向外埠各報郵寄。新聞編譯社不受製於軍閥和政客，表現出相對獨立性，因此也經常受到當局的掣肘和壓迫。在張勳複辟時，編譯社就被強行停止出刊數日。
創辦《京報》“五四”幹將
1912年－1928年，中國處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之下，軍閥頭子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各統治了4年。這些軍閥頭目都有各自的軍隊、地盤和靠山。他們荼毒百姓，賣國求榮。當時的首都北京，是政治中心。各派政治勢力為了掌握話語權，影響輿論，往往以“津貼”的名義資助報館經費。報館得到某派勢力的資助，自然替他說話，攻擊對手。更有甚者，有的軍閥幹脆自己出錢辦報。當時北京大大小小70多家報紙，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如《北京時報》是段祺瑞的喉舌，《黃報》接受的是張宗昌的資助，《順天時報》的後台是日本人等。它們隨政局沉浮，無一貫的政見和主張。沒有“報格”是當時北京許多報紙的共相。
在北京的兩年，邵飄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獨立的報紙，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獨立地發言，獨立地報道，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民眾，以反映民眾的呼聲，做民眾的喉舌，表達自己的心跡。於是，1918年10月5日，他辭去《申報》駐京記者之職，創辦了著名的《京報》。他在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確指出：“時局紛亂極點，乃國民毫無實力之故耳，……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京報》日出版兩張，邵飄萍依靠辦《漢民日報》時的經驗，參考在日本、京滬各大報紙的版麵設計，出版的報紙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它的一、四版為廣告，二版分評論、特別記載、國內外要聞諸欄目，三版為各省新聞、北京瑣聞、政府命令以及“顯微鏡”欄目等。
創刊初始，邵飄萍與公弼兩人獨攬報紙的采編工作，報紙出版一個月，銷量增至4000份，當時北京報社、通訊社很多，其中人員複雜、良莠不齊，魚目混珠，各靠後台老板維持報業。有的甚至專幹敲詐勒索，有的人則掛名領幹薪。北洋政府為了控製輿論界，往往給報社分等級，“贈送”宣傳費加以收買。各報社所領款額少則五十元，多則六百元。對於這種行為，邵飄萍恨之入骨，在《京報》上大肆抨擊，揭露一些報社、通訊社為了取得“津貼費”，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喪失了新聞業公正立場。《京報》創刊不久，很快在讀者麵前豎起了愛國反帝的旗幟，受到了廣泛好評。
無黨無派、不以特殊的權力集團為後盾、主張言論自由，以此定位的《京報》很快就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聲望傾動一時。《京報》受新思潮的影響，又代表著新潮流，不久便成為了“五四”運動前的強大輿論陣地，有力地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爆發。
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對北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辦學方針，聘請了當時提倡思想革命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邀請激進民主主義者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兼教授，胡適、劉半農、楊昌濟等知名學者都雲集北大，北大一下子由一個封建思想、官僚習氣濃厚的學府變成了一個思想開放、學派林立的陣地。1918年10月，邵飄萍促成北大成立新聞研究會，蔡元培聘他為導師，正為《京報》奔波的邵飄萍不顧勞碌，堅持每周去講兩小時的課，這也開創了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在首批學員名單上，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陳公博、羅章龍、楊晦、譚植棠等赫然在列，邵飄萍影響力之深遠，可見一斑。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法、日、意等組成的“協約國”打敗了德、奧等組成的“同盟國”。1919年1月18日，“協約國”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北洋軍閥派出了專使陸徵祥（外交總長）、顧維鈞（駐美公使）、王正廷（南方軍政府代表）、施肇基（駐英公使）和魏宸祖（駐意公使）出席巴黎和會。專使迫於國內民眾的強大壓力，在和會上提出了取消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特權，廢除日本與袁世凱秘密簽訂的“二十一條”，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但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不死，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帝國主義予以拒絕。
1月21日，日本政府無視中國專使關於廢除原與德國簽訂的青島條約，由中國恢複所有權的正當要求，悍然以退會相要挾，妄圖維護已經取代德國在華權益的既成事實。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目的，曾在和會上提出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交“協約國”管理，日、英、法強烈反對。基於聯合反蘇的利益，美國對日本作出妥協，與英、法等國一道，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無理拒絕了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正當權益。當時，主持外交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都是親日分子，竟然準備在“和約”上簽字。當消息傳到國內，全國人民憤然，紛紛痛斥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4月30日，巴黎和會正式決定把以前德國在山東搶占的土地、鐵路、礦山及其他一切特權歸日本繼承。5月1日，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完敗的消息見諸報端。上海《大陸報》最先透露，稱中國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5月2日，北京《晨報》發表了總統徐世昌的顧問林長民所寫《外文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沉痛寫道“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噩耗，前兩日，仆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
邵飄萍白天奔走各社團謀救亡，晚上撰寫《請看日本朝野與山東問題》、《國民對待外交之準備勿以空言塞責》的評論文章。謂：“日本因山東問題，其內閣、其貴族院，其國民團體，皆一致強詞奪理，為示威之運動。我國民、我政府、我國之議會團體，對之也有動於衷否乎？欲奪他人生命財產以自肥者，其氣概且如此。然則吾人為國家生命自救滅亡起見，安得不一致奮起以與決一生死也哉！”
5月3日，北京各高校學生決定當晚7時在北大聚會。當晚，開會時間還未到，來自北大、高等師範、中國大學、朝陽法專學校、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政法專門學校、醫藥專門學校等學校的學生超千人聚集北大法科禮堂。作為《京報》社長、新聞學研究會導師、國民雜誌社顧問的邵飄萍發表演說，他悲憤地報告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和原因，又具體分析了山東問題的性質和當時的形勢。他高呼：“現在民族危機係於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隻有淪亡了。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邵飄萍富有戰鬥性，具有很強號召力的高呼感染了在場的每個人，同時，也帶動了大家憤慨的情緒。
新聞學研究會的會員和國民雜誌社的社員高君宇、謝紹敏、張國燾及各高校代表夏秀峰等紛紛慷慨陳詞。當晚，與會者做出了如下決定：（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9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同時推舉代表到各國公使館，陳述對於青島之民意及決心。深夜，邵飄萍回到報社撰寫活動的新聞《北京學生界之憤慨》以及評論《速息內訌》，報道“五三晚會”。
當晚，邵飄萍又調整《京報》版麵，要聞欄在“國民一起奮起”的大標題下刊登《國民外交協會之決議》、《學生界之宣言》，廣告欄登出《國民外交協會特別大會》一文作為通知各界諸君出席在中央公園召開的“五七”國民大會，討論救亡圖存的辦法。
5月4日上午，邵飄萍又馬不停蹄趕往堂子胡同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去參加北京各校學生代表在那裏舉行的集會。大會臨時公推北大代表孟真先生為主席，邵飄萍報告了巴黎和會經過和我國外交形勢，經過一小時左右的悲憤發言，主席當場宣布各代表迅速回學校召集同學下午一時在天安門集合，赴東交民巷的各國使館示威，抗議巴黎和約。下午一點多鍾，十幾所中等以上學校的三千多學生，揮舞白色小旗，高舉寫著“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的標語牌在天安門前集合，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受到了北洋軍閥的鎮壓，大批學生被捕。5月5日，全北京的學生罷課，強烈抗議政府對學生大打出手的無恥行為。6日，學生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並通電全國，組織散發傳單，講演等活動，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北洋政府迫於學生運動的壓力，迅速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
“五四運動”自爆發後在全國迅速發展，邵飄萍站在曆史的高度，審時度勢，不但利用《京報》這塊陣地大篇幅報道“五四運動”，而且還針對時局的變化，5月5日至10日，在《京報》上發表了《外交失敗第一幕》、《堅持到底》、《速釋學生》、《研究對外之辦法》、《再告工商實業界》、《內外交迫》，推動五四運動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在評論中，邵飄萍敦促當局釋放學生，認為學生的奮起，非“由於私仇宿怨”，而是外交“困於絕境”，學生“出於天良”所致，“非法律範圍所可限製，故群眾之肇禍，與個人之故意犯罪大異”。為此，他提醒當局注意主張解散高校者和乘機報複者，“不平不當，且將激成全國之變”。
邵飄萍主張與日本等列強“鬥爭到底”，希望當局“當能嚴守”，“尤願國民亦堅持到底，使各代表可始終利於不變之地位”。他預言，在中國國民之覺悟，與日本當局之野心成正比例而俱進之時，如果政府食堅持到底之言，“中國可悲，日本也絕非可喜之事”。他在文章中還鼓勵工商實業界要迅速加入到學潮中去，希望工商實業界奮起對外，以和平切實而且持久的辦法，盡國民外交之責任，千萬“勿效官僚政客之空言”。邵飄萍更是直言不諱堅決支持學生的愛國反帝運動。5月10日，他繼續在《京報》上一次又一次地發表評論，高聲呐喊“大禍臨頭，忍無可忍”，夜以繼日地撰寫《日本之野心益暴露矣》、《外交失敗之補救》、《萬眾一心》、《求諸己》、《斥京津日日新聞》、《國民與政府之對外》、《請政府綿密注意》、《今之所謂公理》等20多篇文章。
北洋政府為了撲滅“五四”烈火，一方麵為賣國賊洗脫罪行，一方麵繼續汙蔑學生的愛國運動是“縱火傷人”、“舉動越軌”、“以愛國始，以禍國終”，甚至說學生已經構成非法行為，下令“即日一律上課”，對不聽從命令者揚言要逮捕法辦。政府的這一所為，再次激怒了廣大學生，6月3日，學生再次上街遊行、演說，被當局逮捕了181人。邵飄萍無法容忍政府的卑劣行徑，6月4日，發表署名文章《為學生事警告政府》，稱：“政府當知對人，而不知對事；但知打膚淺之官話，而不肯視為重大問題加以細密之研究。”“喚醒政府勿再專事對人敷衍，以益使風潮擴大。”政府不顧社會輿論，於4日再次逮捕700多名學生。學生沒有被嚇到，5日五千多學生再次爆發大型遊行運動。邵飄萍繼續用他犀利的文章，嚴厲指責政府袒護賣國賊，鎮壓愛國學生的醜惡行徑。
學聯成立後，拒簽運動在全國勃起。邵飄萍又撰寫了《和約簽字後如何》、《今之所為公理》、《挽回而後簽字乎抑袖手以待簽字乎》、《我國不簽字之影響》、《拒絕簽約後之一致》、《望主張不簽字者之奮起》等評論，就簽字不簽字的利弊影響，簽字與不簽之後怎麼辦，簽字不簽字的根本原因等諸多方麵進行論述，誠告國人不要迷信公理之說，不要對列強抱有幻想。中國拒簽巴黎和約，國際反映強烈。邵飄萍又發署名文章《敬訴諸世界各國之輿論》，指出，“巴黎和會名為主持公道，實已變為爭權奪利之場。”“我國專使拒絕簽字，具有萬不得已之苦衷。”因為它“直接為損害我國領土完全，間接增加東亞極大危險”，“不僅為中國自身利害計，實為東亞前途安危計，即為今後世界和平生命計”，“我國拒絕簽字自是正當防衛，不得不斷然之處置”，以喚起世界各國國民的同情。同時，邵飄萍在《拒絕簽約後之一致對外》一文中，又忠告當局再不要“內訌不已”，“宜速複統一之組織，方可以言對外。否則簽字不簽字，皆將成為無意味之舉動，且更增國家之危險”。
“喉舌”被封流亡日本
“五四”時期，邵飄萍大膽揭露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和鎮壓學生的暴行，政府當局把他當作眼中釘、肉中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京報》發表文章《魚行老板》、《豬子營生》，諷刺曹錕賄選，更激怒了軍閥政客。該報又轉載上海《時事新報》一短文，隱譏當時為司法總長的安福係敗類朱深，以聚斂所得供安福係政客賄選總統。原文寫的不是朱深的真名，但明眼人都知道是諷刺朱深。讀者大呼過癮，朱深卻勃然大怒，下令查封《京報》，派軍警包圍報社，邵飄萍倉促從屋頂爬出，輾轉小巷，乘黃包車躲進東郊民巷六國飯店，當局曾以各種理由引渡，但都沒有成功。邵飄萍想法設法潛出六國飯店至豐台區，再改變裝束，混於旅客中，乘車逃離北京至天津。北洋政府沒有逮捕到邵飄萍，就在全國通緝他，並於1919年8月22日查封《京報》館，判邵飄萍的戰友兼合夥人潘公弼兩個月的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