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傳略 魯迅（1881—1936），中國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出身於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2年考取留日官費生，赴日本進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1904年，入仙台醫科專門學校學醫，後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任教。
辛亥革命後，魯迅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後，參加《新青年》雜誌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創作出版了小說集《呐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其中，1921年12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傑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為北洋軍閥政府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係主任。1927年1月，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到達上海，開始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1930年起，先後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曆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青年作者；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錄》、《小說舊聞鈔》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結核病逝於上海。
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二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著譯已分別編為《魯迅全集》（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日記》（二卷），《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說《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語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
印象 夏丏尊憶魯迅：周先生尚年輕時，風采和晚年所見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講究的，一件廉價的羽紗——當年叫洋官紗——長衫，從端午前就著起，一直要著到重陽。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見他著洋官紗，這洋官紗在我記憶裏很深。民國十五年（1926）初秋他從北京到廈門教書去，路過上海，上海的朋友們請他吃飯，他著的依舊是洋官紗。我對了這二十年不見的老朋友，握手以後，不禁提出“洋官紗”的話來。“依舊是洋官紗嗎？”我笑說。“呃，還是洋官紗！”他苦笑著回答我。
鄭振鐸憶魯迅：初次和他見麵時，總以為他是嚴肅而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臉上，輕易不見笑容。他的談吐遲緩而有力。漸漸的談下去，在那裏麵，你便可以發見其可愛的真摯，熱情的鼓勵與親切的友誼。他雖不笑，他的話卻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啟明先生一樣，他是最可談，最能談的朋友，你可以坐他的客廳裏，他那間書室（兼臥室）裏，坐上半天，不覺得一點拘束，一點不舒服。什麼話都談，但他的話頭卻總是那末有力。他的見解往往總是那末正確。你有什麼懷疑、不安，由於他的幾句話也許便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鼓起你的勇氣。
清水的印象：“幹癟黃瘦的臉龐，高起突出的顴骨，濃的眉，長的發（未修裝），短髭，布鞋，尖銳而又慈和的眼睛。”
上海立達學園胡行之回憶：“模樣呢，黃黃的臉，唇上堆著一撮黑須，發是亂蓬蓬的，穿著一件頗肮髒的老布長衫，麵色黃黑，賽似一個鴉片鬼，又似一個土老兒，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怎會知道這是一個文壇健將呢？他之不愛修飾，隨便的衣著，說話時常帶諷刺，使人發笑，使人感到沉痛，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樣。古人說‘文如其人’，確是一些不錯的。”
上海暨南大學黃慕度回憶：“他中等身材，兩道濃眉之下黑白分明的眼球炯炯有神，日本式的短髭簇聚在上唇，顯出別致的風采。他微笑著向大家不斷地點頭。”
李喬的印象：“穿灰布長衫，樸素得像一位老農民似的先生。沒有戴帽子，留著平頂，頭發一根根直立著，不由得會使人想起‘怒發衝冠’那句詞來。他的顴骨很高，兩眼炯炯有光，方形的臉龐，那兩道濃眉，那撇隸書的一字形的胡髭。”
由茨看到的魯迅：“臉色很蒼白，除了兩撇濃黑的髭以外，在鬢邊也長出幾根粗硬的須，看去就是好幾個月不進理發店。穿著一襲黑布麵的山羊皮裘，一條狹窄的臘腸式灰尼西裝褲，和一雙膠底平跟鞋。”他覺得魯迅“莊嚴而不傲慢，和藹而不輕佻”。
林曦回憶：“蒼白的瘦麵孔，肌肉並不緊張，但卻含蓄著一般沉毅的魄力。濃黑的直立的長發，不整齊而倔強。平直的兩道濃眉，和隆直的鼻子，互相垂直，這樣所構成的嚴肅和正直之感，被軟軟的上下眼泡所包起來的柔細的眼睛和向兩鬢退去的皺紋，用和善深沉的色彩給調和了。掩口的黑須，和血色不甚明顯的口唇，在說話時巧妙的配合著語句的幽默，話停時，卻追加上令人信服的堅定。暗舊的茶綠色的棉袍，領扣雖是扣了，卻不大對得上。當說話時一隻手作著沉穩的手勢時，袖口顯得空洞，袍子的下擺落在膝蓋下不遠的腿上，衣服短，人更覺得低矮了。”
李文保回憶：“魯迅的態度有似和家人談家常，從容，安詳，毫不矜持，沒有一點知識分子架子。從他身形看，頭上刺天的短發，飽含著閃耀光芒的雙眼，挺硬齊平的胡須，隨著講話動作著。時已冬季，穿的卻是一件夾袍似的青色薄棉長袍，腳穿的卻隻是青年常穿的青色網球鞋。講話有時用手輕摸著桌上他的舊氈帽，給人以極為簡樸的印象。”
1923年，大學二年級的許廣平第一次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課。這時，她眼中的魯迅是“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發，粗而且硬，筆挺地豎立著，真當得‘怒發衝冠’的一個‘衝’字”。他穿著“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彎上、衣身上的許多補釘，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製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
許壽裳的回憶：“魯迅的身材並不見高，額角開展，顴骨微高，雙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帶著幽鬱，一望而知為慈悲善感的人。兩臂矯健，時時屏氣曲舉，自己用手撫摩著；腳步輕快而有力，一望而知為神經質的人。赤足時，常常盯住自己的腳背，自言腳背特別高，會不會是受著母親小足的遺傳呢？總之，他的舉動言笑，幾乎沒有一件不顯露著仁愛和剛強。”
孫伏園回憶說，魯迅留學歸國時，頭發不常理，約五分長，亂簇簇的一團，留著胡子；有時穿西服，有時穿長袍，長袍多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夾袍，初夏是灰色大褂；褲子多是西服褲；皮鞋是東方式的，黑色無帶，便於穿脫；手中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傳》中的哭喪棒。
蔣廷黼談對魯迅的初次印象：“他有點瘸，走起路來慢吞吞的。他和我們相處不僅很客氣，甚至可以說有點膽怯。”
王誌之回憶第一次見到魯迅，“恍惚感到當前坐著那位老頭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剛從牢裏放出來，濃密的眉毛和胡須好像在很活躍地聳動，顯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臉是那樣的憔悴，隻剩一層慘白的掀起無數皺紋的皮膚，包著突出的顴骨……”
辛朗回憶魯迅：“麵貌是瘦的，身體甚至於手，都是異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師大演講了，我預先便在那裏候著，許多青年男女，無數的一群都擁擠在那‘風雨操場’裏。魯迅到的消息傳來了，人數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隻好又擠在空場中，中間一個方桌上便站著魯迅。語句很沉著，間或幾句使聽的人發笑了，但他卻像並不有意，繼續著他的話，眼望著遠方，雖然並不嗔怒，卻更能使人感知，他雖然並沒有發出激越的聲調，但聽的人誰都聽得很真切。講演完了，他向外走著，一重一重的人海還是圍繞著他，要不是你預先知道那是魯迅，準會由他陳舊帶著許多塊油漬的長袍上想到是一個販賣古董舊貨的商賈……”
增田涉對魯迅的印象則是“清澈澄明的眼睛毫無纖塵，走路的姿態甚至帶有飄飄然的‘仙骨’”。他在室內“穿著狹小的學生裝的褲子，束著皮帶，穿著手織的紫色毛衣。頭發和胡須蓬亂，手裏經常拿著煙管，嘴閉作一字形，微微笑著。……香煙不離手，……手指頭給煙脂熏得變成赤茶色。頭發也有時剪了，大概由於剪發的事極少，所以一剪了就顯出樣子很不同地好看起來，我便開玩笑說‘漂亮’。”
張辛南的回憶，魯迅的牙齒全部是深黃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上街時，他穿一條黑布褲，一件白小紡大褂，頭發不剪，麵帶黃色。幾次演講下來，許多人都認為魯迅吸鴉片。一次，有人問張道：“周先生恐怕有幾口癮吧！”張答：“周先生吃香煙。”又一次，一位軍人問張道：“學者也吸鴉片煙麼？”張問：“哪個學者？”他毫不猶豫地說：“周魯迅滿帶煙容，牙齒都是黑的，還能說不吃煙麼？”張見他語氣堅定，隻好不予理會。
阿累回憶魯迅：“他的麵孔是黃裏帶白，瘦得叫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發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豎著。胡須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丁玲回憶：“會開始不久，魯迅來了，他遲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長袍，著一雙黑色球鞋，短的黑發和濃厚的胡髭中間閃爍的是錚錚鋒利的眼神，然而在這樣一張威嚴肅穆的臉上卻現出一付極為天真的神情，像一個小孩犯了小小錯誤，微微帶點抱歉的羞澀的表情。……會上正有兩位女同誌發言，振振有詞的批評左聯的工作，有一位還說什麼‘老家夥都不行，現在要靠年輕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氣的話。我看見魯迅仍然是那末平靜的聽著。”
蕭紅回憶，魯迅從不戴手套，不圍圍巾，冬天穿著黑土藍的棉布袍子，頭上戴著灰色氈帽，腳穿黑帆布膠皮底鞋。出門時，大家勸他圍上圍巾，他說：“從小就沒戴過手套圍巾，戴不慣。”膠皮底鞋夏天穿著熱，冬天又涼又濕，大家勸他換掉，他不肯，說膠皮底鞋子走路方便。於是，他就這樣走著去內山書店，兩隻手露在外邊，很寬的袖口衝著風就向前走，腋下夾著個黑綢子印花的包袱。這個包袱他每天隨身攜帶，出去時帶著給青年們的回信，回來時又從書店帶來新的信和青年請他看的稿子。
評價 周作人說：魯迅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更不為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一字一二厘即千字一二圓。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才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製藝異也。
鄭振鐸說：他所最恨的是那些專說風涼話而不肯切實的做事的人。會批評，但不工作；會譏嘲，但不動手；會傲慢自誇，但拿不出東西來，像那樣的人物，他是不客氣的要擯之門外，永不相往來的。所謂無詩的詩人，不寫文章的文人，他都深惡痛絕地在責罵。他常感到“工作”的來不及做，凡做一件事，都總要快快的做：“遲了恐怕要來不及了。”這句話他常在說。
葉公超說：“他的情感的真摯，性情的倔強，智識的廣博都在他的雜感中表現的最明顯。……在這些雜感裏，我們一麵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悶與空虛，一麵卻不能不感覺他的正麵的熱情。他的思想裏時而閃爍著偉大的希望，時而凝固著韌性的反抗，在夢與怒之間是他文字最美滿的境界。”
陳獨秀說：“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是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保持著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易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梁實秋說：“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製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憤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
孔另境說：“先生有兩個超於常人的特點，其一是恩怨觀念十分著重，隻要這個人被他罵過，他會永遠記住，像陳源教授，事情已經隔十多年了，但他還常常要帶到他”，無論是談天還是寫文章；要是這個人確實和他有感情，即使這人現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罵他，倘有人提及此人，他隻是笑。“先生另外的一個特點是重氣節，嫉惡如仇”，他對沒有氣節的人從不饒恕。某文學家被捕後，魯迅盡最大努力去營救，但這人後來變節，立即平安無事，魯迅得知後非常生氣，從此再不願有人提及此人一個字。魯迅最佩服至死不屈的人，如瞿秋白，所以後來盡心盡力為瞿編撰《海上述林》。
許廣平說：“你的弊病，就是對一些人太過深惡痛絕，簡直不願同在一地呼吸，而對一些人則期望太殷，於是不惜赴湯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種為殊遇而淡漠處之，或以尋常人者對你，則你感覺天鵝絨了。這原因，是由於你的感覺太銳敏太熱情，其實世界上你所深惡痛絕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頭，還不是一樣嗎，而你把十字街頭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藝術之宮’，這不能不說是小說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說材料，都是空中樓閣，自然心平氣和了。”
1944年，昆明文藝界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八周年晚會，聞一多也去參加。聞是“新月派”詩人，曾罵過魯迅，他不僅不避嫌疑來參加，且發表了坦誠的演說。他先向魯迅的畫像深鞠一躬，然後說：“魯迅對！他以前罵我們清高，是對的；他罵我們是京派，當時我們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對的……時間越久，越覺得魯迅偉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國的大學教授，至少我個人，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然後，他指著魯迅畫像旁懸掛的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說：“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聖人，就憑這兩句話，他就當之無愧！”
魯迅去世後，與他曾有論戰、且從未謀麵的郭沫若盛讚魯迅，曾寫下三副挽聯，其中一聯雲：“孔子之前，無數孔子，孔子之後，一無孔子；魯迅之前，一無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
老舍說：“還有人也許說，魯迅先生的後期著作，隻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閉戶寫作，不問外麵的事，也許能寫出比阿Q更偉大的東西，豈不更好？是的，魯迅先生也許能那樣地寫出更偉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為魯迅先生了。”
鬱達夫在《魯迅的偉大》中說：“如問中國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麵的傑作，更高一步。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文筆之簡潔，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飄逸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淒厲的風味。”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撰序，他稱“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徑獨辟，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林語堂評魯迅：“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煉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刨，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複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
晚年的王瑤如此評價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婚戀 朱安是魯迅的原配夫人，他們是1906年7月26日在紹興結婚的。朱安是紹興城裏人，比魯迅年長三歲，是個心地善良，恪守婦道，沒有文化的姑娘。魯迅本來不同意這樁婚事，可是她母親卻堅持成全此親事，幾次催他回國成親。魯迅總是拖延、搪塞。這一年的7月，魯迅的母親給他拍電報稱：“母病速歸。”魯迅隻好立即回國。不料，他到家的第二天，母親就為他舉行了婚禮。
魯迅覺得母命難違，隻好聽之任之。在婚禮上，魯迅麵色陰沉，聽從擺布，並沒有什麼反抗的舉動，她母親以為兒子認可了這門婚事。晚上入洞房時，由他的童年朋友周冠五和衍太太的兒子明山扶著魯迅上樓，見到揭開蓋頭的朱安，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說，在洞房裏靜靜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魯迅睡在她母親的屋裏，母親多次要他回到自己的屋裏去，他都婉辭拒絕了。第四天就東渡日本，直到1909年8月才回國。
魯迅回國後，先後在杭州師範學校、紹興浙江省五中和紹興師範學校，擔任教務長、學監和校長。此間，他住在學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擔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之後，聘任魯迅到教育部工作。魯迅自此離家。留下朱安陪著魯母苦度生涯。1919年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買下一所宅院，將母親、朱安和兩個弟弟全家接來居住。後因與周作人反目，魯迅搬到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此間，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著魯母生活，也管理著家務。
朱安是受封建禮教影響很深的女子，她與魯迅相敬如賓，魯迅把生活費用交給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為魯家做飯菜，縫洗衣服，每天晚上為魯迅鋪好被褥。盡管魯迅不同意她這樣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時，兩人為了盡量不碰麵，不說話，她準備了一隻箱子，將魯迅換下的衣服洗好放在裏邊，讓魯迅取用。這就使得單身的魯迅始終能穿上洗幹淨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時，魯迅也很關心她，陪伴她到醫院治療。魯迅還定期為朱安的娘家寄錢。這對沒有愛情，卻又無法擺脫封建桎梏的婚姻，就這樣延續了30年之久。
1927年10月，魯迅在上海與許廣平同居。朱安安於天命，對魯迅與許廣平的同居，並無怨恨，而且還對許廣平以妹相稱。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朱安給周建人寫信，要他轉告許廣平：歡迎許廣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1947年朱安孤獨地辭別人世。
許廣平是魯迅在北京女高師（後更名為北京女子師大）兼課時認識的女學生。她祖籍福建，生於廣東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隸女子師範學校，1922年畢業後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係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