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深受張學良敬重的中共特工
蔣介石氣急敗壞，一連發幾封電報催給張學良，要他槍斃潘東周。潘東周是個什麼人，為什麼蔣介石要殺他而且親自督辦？對蔣介石的命令，張學良一拖再拖，他還把潘東周保護起來。潘東周到底是個什麼人，為什麼張學良要“抗命不遵”保護他？原來，才華橫溢的他，是潛伏在張學良身邊的一個紅色特工。
天賦超人 追求進步
潘東周原名潘文鬱，亦名問友、成文、文育，號冬舟，1906年4月4日生於湖北襄陽縣東津灣小鎮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地處漢江邊上的襄陽，自古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養育了一代名相諸葛亮，唐代大詩人孟浩然、張繼、皮日休，北宋著名書畫家米芾等曆史文化名人。受家鄉環境的浸潤和滋養，潘文鬱幼年好學善思，他曾就讀於私塾，從小受到民族傳統文化的熏陶，養成了愛學習、善思辨的習慣。9歲時他就顯示出超人的天賦，700字的文章竟能一氣嗬成。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影響，1922年16歲的潘文鬱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學習，在這裏，他第一次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從此翻開了他人生曆程的重要一頁。
湖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在湖北襄陽，當時這裏也是早期共產黨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之一。潘文鬱進校後，認識了在這裏任教的襄陽第一個馬列主義傳播者蕭楚女。蕭楚女1893年4月出生於湖北省漢陽縣，幼年喪父，家貧無以為生，十二歲在一家木材行當學徒，不久流浪外鄉，做過輪船雜工、街頭報童、醬園徒工、排字工人等，參加過湖北新軍。1919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0年9月蕭楚女到襄陽湖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任教員，192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年輕的潘文鬱思想進步，好學刻苦，深得蕭楚女的賞識。
蕭楚女是在惲代英的引導下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而他又成為潘文鬱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一經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深深植入潘文鬱的頭腦，他積極投身蕭楚女在湖北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領導的學潮運動。但潘文鬱和蕭楚女在湖北第二師範學校沒相處多久，蕭楚女經惲代英和林育南介紹，前往四川，先後在瀘縣川南師範、重慶聯合中學、萬縣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重慶女子第二師範學校任教，並在學生中傳播革命思想，組織讀書會，秘密建立了萬縣地區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心中崇敬的先生要離開學校，潘文鬱有點依依不舍。蕭楚女對潘文鬱說：“等那邊的事辦得差不多了，我還會回來的。”蕭楚女於1924年再度回到第二師範任教，而在此前一年（1923年），潘文鬱已轉入由陳潭秋、錢亦石等人創辦的武漢共進中學讀書。該校在學生中灌輸先進思想，培養了不少革命人才，當時影響也很大，在這所學校潘文鬱再次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洗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兩千餘人在租界內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鎮壓工人大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學生們聲援工人，並號召收回租界，被英國巡捕逮捕100餘人。下午萬餘群眾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他們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懲辦凶手”等口號。英國巡捕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1人，被捕者、受傷者無數，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湖北，激起了包括潘文鬱在內的眾多湖北學生的極大憤慨。潘文鬱被共進中學推選為湖北省學聯代表，參與領導武漢學生界的反帝愛國運動。由於潘文鬱表現突出，1925年7月1日被吸收為共青團團員，8月轉為中共黨員。
此時的潘文鬱，已成長為學聯骨幹。作為湖北學聯代表，潘文鬱回到曾經就讀的第二師範學校，開展學生運動。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基於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標，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其他共產黨員一樣，潘文鬱也跨黨加入了國民黨。
蕭楚女在第二師範學校曾經啟動了建立黨組織的準備工作，為了發展更多的進步青年加入共產黨，以便盡快在第二師範成立黨組織，潘文鬱也做了大量工作。經過認真考察，潘文鬱把在第二師範學校學潮中和聲援“五卅”運動中表現突出的方複生、孫承孝、高如鬆等人吸收為國民黨黨員，建立了鄂北第一個國民黨小組。接著，這批國民黨員又加入共產黨，成為鄂西北共產黨的基礎。在此之後，潘文鬱受中共武漢地委書記、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到家鄉襄陽從事黨務工作，身份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特派員。
年輕的潘文鬱追求進步，以極高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就讀中大 揚名蘇聯
1925年還有一件事，對潘文鬱一生影響很大，那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創辦。盡管該校成立前後曆時隻有5年（中山大學於國共合作失敗後的1930年夏天宣布解散），但對於潘文鬱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起了重大的作用，使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
國共合作期間，蘇聯曾派人在廣州指導中國革命。1924年8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組成國民軍，脫離直係軍閥，請求蘇聯幫助。蘇聯政府及時地把援助領域由廣州擴大到北方的國民軍。因人才匱乏，蘇共中央無法給國民軍派遣政治委員，人才問題已影響到革命進程的推進。有鑒於此，1925年，蘇聯共產黨為幫助中國培養幹部，推動世界革命，決定在莫斯科籌辦中山大學（也叫“孫逸仙大學”），招收對象是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目的是要使學生直接學習列寧主義，學習俄共（布）政策，以便能直接有效地貫徹俄共（布）的意圖，從而改變過去那種經過其駐華代表傳授加工了的馬列主義的做法。從1925年3月19日到9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分別在六次會議上討論組建中山大學的問題，而且每次都有相應的決議。即組建中國勞動者大學、把校址設在莫斯科、確定拉狄克為校長、確定大學校名全稱、撥款55萬盧布及組成近20人的創辦委員會等等。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式創辦，蘇聯方麵通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選派骨幹參加學習。中共中央決定選派黨員、團員與進步青年前去學習。國民黨成立了包括汪精衛在內的三人招生委員會，選派工作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進行。消息一傳開，上萬名青年踴躍報考，考莫斯科中山大學一時成為革命的時髦象征。
考試在廣東大學舉行，考題僅是一篇題為“什麼是國民革命？”的文章。
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國共雙方挑選了310名學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中中共黨員、共青團占了學員總數的80%以上。當時的中山大學實際上還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個黨團組織，所以招收的共產黨員要多於國民黨員。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國學習軍事的國民黨學員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不久，中共旅歐支部的20名黨、團員在法國受到巴黎警察當局的迫害，根據黨的指示，也轉道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批學員中有鄧小平、傅鍾、李卓然等。
在中共眾多學員中，有11人是從湖北選拔的，潘文鬱是其中之一。他同胡伊默、伍修權等11名湖北選拔的學員，由上海乘蘇聯煤船於1925年11月上旬到達莫斯科，進入中山大學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時，地點在莫斯科沃爾洪卡大街16號。校園裏有一座三層樓的小別墅，還有花園、籃球場、排球場、溜冰場。這座古建築是十月革命前一個俄國貴族的官邸，屋頂浮雕華美，室內吊燈堂皇，每一間房屋都高大敞亮，一個大廳已改成禮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規模的學校。
當年，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量幹部的學校隻有兩所，一所是黃埔軍校，另一所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首批學員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就共產黨方麵而言，中山大學裏走出了“28個半布爾什維克”，其中就有鄧小平、烏蘭夫、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施靜宜、趙一曼、左權等，他們都曾經是該大學的學生。比較通行的說法，“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其實是29個人，因為其中的徐以新當時隻有十七八歲，是共青團員，加之觀點比較動搖，所以稱為半個。國民黨方麵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女兒馮弗能、馮弗伐，邵力子之子邵誌剛，葉楚傖之子葉楠，於右任之女於秀芝等也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
當時的莫斯科中大還處於秘密狀態，不對外公開，也不掛牌子，每一個中大學生都起了個很好聽的蘇聯名字，這主要考慮到中國學生回國以後的安全。
莫斯科中大學製二年，中國學生來到這裏的重要任務是學習。學生首先要學習俄語。第一學年，俄語學習時間特別長，每天為4課時。
在莫斯科中大學習期間，由於學習勤奮，潘文鬱不到半年就能閱讀俄文書報。潘文鬱學習勤奮，博聞強記，在班上成績名列前茅，不久即被學校選拔為課堂翻譯。為了理解原著，並讓翻譯的內容使同學們聽得明了，他把需要翻譯的課文，先行學好、吃透，然後根據同學們的接受能力深入淺出地翻譯出來，受到教授和同學們的好評。他曾和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學一起受到校方的表揚。
在莫斯科中大，潘文鬱等人還學習了其他課程，如第一年《政治經濟學》、《曆史》、《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第二學年的課程為《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列寧主義原理》、《經濟地理》等。莫斯科中山大學還有一門重要課程就是軍事訓練，該課程每周一天，主要內容為步兵操典、射擊、武器維修等。
斯大林在聯共14次代表大會上發起的同托洛茨基分子的鬥爭，也在中山大學裏上演，潘文鬱堅定地站在聯共中央路線這邊，他的俄文水平也得以鍛煉和提高。一年後（1926年），他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俄文翻譯，當時潘文鬱的俄文翻譯水平在莫斯科已小有名氣。
正當潘文鬱在蘇聯學習時，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開始反共，隨著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暴發，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緊接著長沙又發生“馬日事變”，國民黨到處屠殺共產黨和進步群眾，國內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由於國內白色恐怖嚴重，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得不選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在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屆中央委員談話，6月14、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談話會”。大會翻譯科主任王明，推薦潘文鬱擔任周恩來的翻譯。潘文鬱先後為周恩來、瞿秋白、蘇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發、項英等中共領導人作俄文翻譯。
1928年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一個鄉間別墅裏秘密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參加的代表。潘文鬱是指定代表之一，他的代表證號碼是91號。潘文鬱既是會議代表，又兼做翻譯，為大會筆譯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資料。他的俄語水平和工作實績等受到周恩來、李立三等人的讚賞，潘文鬱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擔任“六大”期間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秘書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位於蘇聯境內的領導機構，是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的常駐代表團，共產國際通過該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這次會議是潘文鬱革命生涯的一個裏程碑，他以非凡的才氣和實幹精神奠定了自己在黨內的地位。
詬怨王明 被捕脫黨
周恩來離蘇前，曾建議潘文鬱回國工作，潘文鬱欣然應允。1928年8月，潘文鬱辭別共產國際代表團，動身回國。9月底回到上海，找到黨中央後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負責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當時的部長是蔡和森，潘文鬱繼李實之後擔任秘書。這時，潘文鬱已成為具有堅強共產主義信念的知識分子。
中共“六大”後，潘文鬱積極參與籌辦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並參與領導《布爾什維克》等刊物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紅旗》由謝覺哉任主編，他任副主編。李立三兼任《布爾什維克》主編，他任副主編。從此，潘文鬱開始了運用黨的喉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
《紅旗》自1928年11月20日創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目前已發現潘文鬱以“問友”的筆名為《紅旗》撰寫社論、評論、時事論文共64篇，在第一期和最後一期都發表有文章。他還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生活》等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長達數萬字，從中不難看出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革命才華。特別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潘文鬱經常代李立三起草一些文件，成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後來向忠發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潘文鬱又做了向忠發的秘書，成了總書記向忠發的“文膽”。在擔任向忠發的秘書階段，他代向忠發起草了長達九千字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誌書》。
潘文鬱才華橫溢，與朱鏡我、王學文成為共產黨左翼文化團體“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正因為如此，在這期間，他還參與了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
早在1928年初，文藝界就掀起了一場“革命文學”運動，創造社和太陽社等進步文藝社團大力倡導革命文學。為了加強黨對文藝的領導，團結廣大的進步作家，1929年秋中國共產黨指示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成員與魯迅等進步作家聯合起來，成立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並具體指派馮乃超、沈端先、馮雪峰、潘文鬱等人籌備這一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夏衍、馮乃超、田漢等七人當選為常務委員，魯迅在會上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重要講話。
隨著在黨內及文藝界的影響越來越大，潘文鬱在黨內的地位在不斷上升。1930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合並黨中央、團中央、全國總工會領導機關，成立“中央總行動委員會”。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中，年輕的潘文鬱當選為14名委員之一。9月24日潘文鬱在上海參加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都達到了高峰。
然而，一場黨內政治鬥爭使潘文鬱的人生開始從巔峰跌入低穀。
潘文鬱的人生發生重大轉折，與王明有很大關係。1929年王明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此時的王明雖無官職，但卻和共產國際某些人有著特別好的關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時候，就是共產國際領導人米夫眼裏的大紅人。從一些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的特殊地位。例如王明回國途中的待遇，就與眾不同。米夫還作了特意的安排，火車上坐的是頭等包廂，兩人一個小包間，享受的是政治局委員的待遇。海參崴換輪船的時候，王明坐的是二等艙，其他的留學生大都坐三等艙。早在1927年4月，米夫在他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期間，就攜帶中大他最寵愛的學生王明到武漢，代表共產國際參加了中共五大，從而為王明在中共黨內樹起了一定的形象。而剛從蘇聯回國時，王明隻是《紅旗》雜誌的一名普通編輯，在潘文鬱的領導之下。王明對馬列主義的教條背得滾瓜爛熟，這也正是他深得米夫器重的地方。
同是莫斯科中大的學員，潘文鬱成為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得力助手，王明卻隻是個普通編輯，他對潘文鬱既羨慕又嫉妒。正巧不久又發生了王明被拘禁事件，王明對潘文鬱產生了更大怨氣。那是1930年1月的一天，王明參加上海工會聯合會，被巡捕當做普通違法分子拘禁。有報道說，當時王明買通了一個印度巡捕，巡捕說“你找人拿錢我就放人”，王明違反地下工作紀律直接給潘文鬱寫了個條子，送信給潘文鬱，請求營救，並詢問有關同誌的地址。這在事實上造成了泄密，嚴重違反了黨的保密原則。為了不讓黨組織遭受更大損失，潘文鬱迅速向中央作了彙報。中共中央隨即采取緊急措施，及時轉移王明知道的機關。此後，王明被共產國際的米夫保釋出獄，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並被調到總工會宣傳部當了一名編輯。受到紀律處分後，王明遷怒於潘文鬱，對潘文鬱沒有及時保釋自己，一直耿耿於懷。
1930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學關門後，米夫又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來參加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向忠發主持會議，並作了《中央政治局報告》。會上充滿了激烈的鬥爭，王明在會上概述了他根據國際文件寫成的名為《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小冊子中的觀點。在米夫的一手操縱下，會議選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結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選，而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躍進入政治局成為委員，並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名義上向忠發繼任總書記，實際上由王明獨攬大權。王明一步登天後，隨即以消除“立三路線”為名，對原來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實行打擊，重新分配他們的工作。潘文鬱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王明對他有意打壓，潘文鬱被解除中央宣傳部秘書的職務。一個月後，中共順直省委遭到破壞，北方形勢嚴峻，於是潘文鬱從上海被派到北平，擔任中共順直省委一般的宣傳幹事，人生開始走向低穀。
1931年的6月22日，原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私自外出，被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寫下自首書後的第三天被處死。盡管潛伏在敵人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龍潭三傑”之一的錢壯飛及時傳出情報，避免了由此可能帶來的重大損失，但給中共帶來的危害依然是巨大的。隨即，中央軍委幹部胡章原投敵，導致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同和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等16人被捕。羅綺同自首叛變，楊匏安被殺害。
緊接著，中央北方局（後改稱中共順直省委）軍委書記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敵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內的河北省委所屬的許多機關遭到破壞。此時，潘文鬱在河北省委負責地下聯絡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頭，因不知地下機關已經被廖化平出賣而落入國民黨北平特務機關手上。
張學良的私人秘書黎天才聞訊趕來，力勸潘文鬱自首，政治上失意的潘文鬱經不住黎天才的勸說，與中共劃清了界限。
篤信馬列 翻譯巨著
潘文鬱本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何被黎天才這麼一勸就脫黨了呢？
初到北平就落入敵手，已經讓潘文鬱感到意外。不久他被提審，讓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變後投靠了軍統，出賣了黨組織，並親自參與了對他的審訊。廖化平開門見山地對潘文鬱說：“你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們之間就不要繞彎子了吧！”
潘文鬱來自於上海的中共黨中央，又頗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鬱想與敵人鬥智鬥勇，否認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已經不可能。於是，審訊室裏，他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
鑒於潘文鬱的才氣和知名度，國民黨想勸降他為己所用。用共產黨的叛徒來勸降，是他們慣用的手段。叛徒中有個叫黎天才的，當時在張學良的東北軍憲兵司令部擔任機要秘書。黎天才賞識潘文鬱的文采，想讓潘為其撰寫《在帝國主義炮火之下的中國國防問題》一書，於是將潘文鬱保釋出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