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國家的規定為“無償收繳”，這個“創造”便涉嫌慷國家之慨。而且，深圳的《規定》還將國家規定中的“其它附著物”改成了“構築物”，其定義大大明確，其所指範圍大大縮小，應當說，這樣的改動既明智又合理，從這一改動看，深圳的立法水平優於國家的立法水平。但問題是，深圳的《規定》有權擅改國家的規定嗎可“續期所需補交的高昂地價，讓很多人望而卻步”這一現實告訴我們，深圳的“到期收繳”大船擱淺。大家都在等著看，看事件如何發展。其實深圳的問題解決起來並不難，辦法很現成地擺在那裏，深圳隻要說，1982年出台的《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暫行規定》與1990年頒布的國務院55號令相悖，按照地方服從中央的原則，將使用期限與國家規定改為一致。危機就會化解。難也不難
中國為什麼不能接受土地私有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的土地製度為什麼不能接納國有、集體有、私有，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正因為如此，中國發生了許多畸形的中國特色：中國全球最嚴重的二元化社會結構，農村貧困化，農民的貧窮，造就了超過兩億的遊走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群落。隻要中國始終不能接受土地的私有製，此題永遠無解。在這裏，我們還要說一句：讓我們放眼看一看這個世界，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他們的土地製度中都有私有的土地製度。
還有，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與該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程度成正比。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程度越高的國家越富裕，反之，則越貧窮。當中國以消滅私有製為基本國策的時候，是中國赤地千裏，餓殍遍野的時代。這個曆史的教訓，我們當沒齒難忘。就此，你的房子蓋在國家的土地上，蓋在租來的土地上。這個結論應當蓋棺論定。你買的商品房蓋在國家的土地上，商品房是買的，而宅基地是租的。中國的商品房就是這樣一種奇怪的商品。需要注意的是，國家對商品房的使用壽命，法定為五十年，當宅基地使用年限達到七十年時，你所買的商品房價值早在二十年前已經歸零。所以，是無需“折價”收回的。所以，七十年後，你所買的商品房，國家將與宅基地一並無償收繳。
（《觀察與思考》2009年9期）
在2000年12月召開的，200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被列為2001年中國經濟的頭號問題。
2000月12月初，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欄目，報道了這樣一件事：遼寧省葫蘆島市東一村10年來買掉了600畝地，買地所得的1000萬元不知去向。村民們沒有因賣地得到過1分錢，而6名村幹部卻都暴富了起來。
這樣的現實，能不讓我們齒寒三日！
土地：中國經濟頭號問題
我們再不能把農村的貧困看成是農村問題
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己經嚴重到非解決不可的時候。因為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前進的步伐，成了中國經濟的瓶頸。
中國過早地進入了過剩經濟，按照中國經濟每年8％的增長速度，中國勞動力大規模的轉移和流動是正常的，可中國壓根兒就不應該有失業問題，而應當有著巨大的勞動力缺口，就像新加坡、台灣、日本一樣，這才是正常的。
中國的過剩經濟是由於農村的貧困造成的，我們再不能把農村的貧困看成是農村問題。
我們不是沒有看到，中國農村這個我們自己本鄉本土的，巨大得難以想像的市場，始終是冷漠而無奈地注視著城市生產的繁華和時尚，可我們一次又一次啟動農村市場的努力，都铩羽而歸。
我們不是沒有看到農村的貧窮，我們發動的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紅鳳工程”，“星火計劃”……許許多多這樣那樣的援助工程，都在努力地致力改變農村的貧窮與落後。我們感謝這些努力，感謝這些努力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偉大的、感人至深的人道精神，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的農村依舊貧窮。
難道說，我的家鄉並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澀的井水，過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輩又一輩……這樣悲傷而無奈的歌，我們真的要一年又一年，一輩又一輩地唱下去嗎？
回顧共和國的曆史，我們會發現，農村問題根子仍在土地上。
在這一點上，農村和城市的問題一個樣，出在產權不明晰上，而城市的問題經過多年的努力，己有很大的緩解，可農村卻依然故我。
巨大的農村市場是一片荒漠化的土地
1999年春，朱總理在訪問美國時說，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此語不謬。中國的確是一個像太平洋一樣大的市場。
美國有兩億人口，有總數超過三億部的電話。是它人口的1.5倍。中國有12.5億人口，如果像美國一樣，中國就應當擁有18.75億部電話。而不是像現在一樣，盡管城市的電話己經普及，每百戶家庭擁有80多部電話，可全國一平均，每百人才隻有10部電話，總數不過一億兩千萬門。這樣大的缺口，足以讓我們所有的電話機生產廠家，開足馬力生產半個世紀的。這個市場可不是大的像太平洋一樣麼？
中國的電冰箱僅僅在中國4億人口的城市，得到了普及，普及率為73％。農村家用電冰箱的普及率僅為8%。
在城市，煤氣液化氣的普及率也不過75.5%，照相機的普及率僅為34%，空調的普及率為12％，吸塵器的普及率為9.8%，微波爐的普及率僅為5％。
而在擁有8億人口的中國農村，彩色電視機的普及率僅有27%。中國農村尚有1.5億人，居住在電視廣播盲區，根本收看（聽）不到任何電視（廣播）節目。家用洗衣機的普及率僅為22％，這個市場又有多大？
電腦在中國的城市家庭到目前為止，其普及率僅為2.2%，僅普及中國的城市，其需求也是以億為單位來計數的。盡管中國已擁有年產一千萬台的生產能力，但麵對如此之大的需求缺口，這樣強大的生產能力也相形見拙。
從這些數字看，中國的市場之大，可說是無邊無際，廣闊無垠，其需求的程度，可說是如饑似渴。
可現實果真如此嗎？
同樣讓我們困惑不解的是，早在1997年中國的過剩經濟就已初露端倪，而到了1999年就已弄得我們焦頭爛額，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崗，98.5%的商品供過於求。什麼都愁賣。商品價格盡管一跌再跌，卻仍然銷售不暢，通貨膨脹指數為負。
前幾年人們對通貨膨脹談虎色變，這二年倒盼起它來了。怎麼說漲物價也比漲失業強呀。是因為我們的生產能力太強大了嗎？
過剩經濟的陰影己在我們的頭上盤旋了6年了。2000年中國經濟仍未能走出過剩經濟的陰影。
直到1999年年底，占世界人口20%的中國，其國民生產總值也不過占世界GDP的2.5%，何言強大？
我們怎麼解讀中國經濟？怎麼認識這樣的經濟現象？
我們的經濟是個跛足的巨人！
巨大的農村市場是一塊荒漠化的土地。一片沙漠，一片死亡之海。
擁有1000萬台彩色電視機生產能力的長虹電視機廠，庫存積壓了400萬台電視機賣不出去，他們想把電視機賣到農村去，而開拓了“陽光工程”，一年之後，該工程宣告失敗。農民們賣不起電視機。
我們能不痛感，我們欠農村的太多嗎？而且又何止是農村呢。城市就沒有土地問題嗎？城市的土地問題就沒有農村那樣嚴重嗎？
讓我們先從最前衛、最新潮、最有代表性、最有說服力的深圳談起。
深圳特區二十年
2000年9月，當我們隆重紀念深圳特區建區二十年的時候，當我們回顧這一段不僅是深圳人，而是讓所有的中國人都引以為自豪的這段曆史的時候，我們能不記起，深圳在二十年前，在一片荒土上起步的時候，中央對這個特區的辦法是“隻給政策不給錢”。
就是那個長了一幅娃娃臉的董文華原唱的，那首家喻戶的《春天的故事》歌裏的那句詞：
“……1979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劃了一個圈……。”
政府所作的事就是劃了一個圈。
誰都知道這句話：沒錢寸步難行。深圳在兩手空空、舉步維艱的情況下，打起了土地的主意。土地，那真的是神奇的土地！
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方宏進，在評述深圳的這段曆史的時候說：而這在當時不僅是“違法”的，甚至是“違憲”的。
他沒說錯。
1982版的《憲法》中，對土地是這樣規定的：第十條：
……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占、變賣、出租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回顧這段曆史，真的讓我們好尷尬。
直到現在我們現在還堅持的，修改《憲法》要“實踐先行”的原則，卻讓我們要冒“違憲”的巨大風險。
“滯後”是“形”，“違憲”是影，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滯後”和“違憲”形影相隨的事還少嗎？對這一實行了己幾十年的“滯後”原則，我們能不表示質疑嗎？
這樣以來，《憲法》好像是安全了，可改革的先行者們卻不安全了，他們時時有殺頭坐牢的危險，難道這是我們的初衷，或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嗎？
而且我們回過頭來看《憲法》，《憲法》也並不安全。
《憲法》既不能為改革開放導航護駕，又使《憲法》自己總是始終處在非常難堪的境地。
直到風從東方來，土地拍賣的槌聲到處響起，此時，我們才如大夢初醒，1982年才出台的墨跡未幹的新《憲法》的這條規定，出了大問題。如果嚴格地按此操作，既然土地屬國家所有，那麼買賣土地則是絕對禁止的。隻能按生產建設用地的需要無償劃撥。
而土地作為一種稀有資源、生產資料、極為貴重的大宗商品，根本無法進入市場，這是正常的嗎？能發揮土地的商業價值嗎？